2014年将是近20年来政治、社会、经济最为复杂的一年
中国经济大改革与大转型，中国政策再定位与政策转型，世界经济大调整与大过渡
2014年将是中国全面落实三中全会精神、全面推行结构性改革的第一年。因此，2014年将是近20年来政治、社会、经济最为复杂的一年。
大改革在本质上是一场全面的政治运动，是在经济基础发展的推动下上层建筑的变革与重构。改革不仅是政治调整的产物，同时也是新政治开启的手段和促推剂。大改革要得到顺利、全面的推行，就必须打破传统利益格局，削弱传统政治势力，瓦解反改革联盟，凝聚大改革所必需的政治力量。因此，三中全会后，包括“反腐倡廉”、“八项规定”、“群众路线”、“四风整顿”等政治运动必将持续深入地展开。而这些运动持续深入展开一方面将引发政治图景的重构，引发利益集团的冲突，打破既有的政治社会运行模式，另一方面又会产生强烈的经济外溢效应，特别是对于政府消费与政府投资的影响尤为突出。
大改革在本质上又是一场轰轰烈烈的社会运动。它不仅改变了不同利益集团的权力关系，也改变了社会互动的关系。三中全会公布改革决议之后引发了社会的大讨论，必将引发社会预期的重构和社会信心的调整。不同群体对于三中全会决议的不同解读对于社会的冲击在短期依然具有强烈的不确定性。
大改革在本质上也是资源配置方式的变革与经济利益的重构。政府与市场关系的重构、财税体系的改革、土地制度的改革、金融改革深化、社会福利体系的全面重构都会对现有的资源配置模式带来根本性的冲击，短期的“创造性破坏效应”依然较为明显。改革带来的投资空间的释放以及市场信心的重振在短期依然具有一定的不确定性。
2014年也是中国政策再定位与政策转型之间的冲突最为强烈的一年。宏观经济政策的定位虽然在名义上将与2013年保持一致，但大改革却使2014年的宏观经济政策具有双重特性：一方面大改革的开启要求货币政策和财政政策按照新机制来实施，以摆脱信贷—投资驱动型经济增长模式的困境，使2008年到现在所实施的各项反周期政策回归到常态。例如，金融改革和金融监管体系的强化要求大规模回收流动性以治理流动性泛滥带来的各种问题，政府职能的转变和财税体系的改革要求全面约束地方政府GDP政绩工程竞争、投资冲动、大幅度扩张债务等行为模式，全面降低中央预算财政赤字和地方隐性财政赤字的规模；但另一方面大改革的顺利推行又需要宏观经济环境的稳定，这要求调控当局必须灵活运用宏观经济政策来对冲大改革带来的各项震荡，以避免经济的过度波动。这两方面最终导致的结果就是宏观经济政策将偏离2013年的定位，出现相机抉择较强、变动幅度较大等特点。
2014年也是世界经济步入“宏观政策逐步常态化、结构性改革全面深化”的大调整与大过渡的一年。一方面，美联储QE政策的退出标志着全球非常规货币政策与超常的危机管理政策将向常规化宏观经济政策转变；另一方面，新兴市场经济体系在经济疲软中开启的结构性改革政策将全面启动，欧美等发达国家的结构性改革也将步入关键的深化期，结构性改革的全球竞争在大调整与大过渡阶段全面展开。这必将导致世界经济未来复苏的路径不是简单的线性模式。
中国经济的大改革与大转型，世界经济的政策大转型与大改革，以及全球经济周期性力量的轮转，这三大力量决定了2014年中国宏观经济运行的基本框架。这也决定了2014年宏观经济具有“底部修复”的运行特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