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是为什么呢？第一，技术进步带来生产成本下降，商品价格也必然下降。如手机、家电、汽车等就是这种情况。第二，我国已经加入世界贸易组织，与世界经济的联系日益紧密，国内市场价格受国际市场价格的影响越来越大。如这几年汽车价格的频频下调，就与此有很大的关系。第三，上世纪90年代后期以来，我国的市场关系发生了重大转变，从卖方市场转为买方市场，即使在目前，除了煤、电、油、运等少数商品和服务，绝大多数商品依然供过于求。这种基本的市场关系，决定了消费品价格难以大幅上涨，也意味着经济发展主要受需求约束，受购买力制约，不能再单纯靠投资推动。第四，居民消费倾向下降。其原因有二：一是收入分配差距拉大，收入高者不想消费，收入低者想消费却没有钱；二是社会保障制度尚不健全，居民养老、医疗、子女教育等支出预期增加，不敢花钱。
在最终消费品的需求不再随着投资的扩张而膨胀，投资没有最终消费支撑的情况下，如果再扩大投资规模，那么今天的投资一两年后就是大量的过剩生产能力，必然导致物价下降、通货紧缩，导致大量的企业停产、倒闭和职工下岗，以及大量的银行呆账、坏账。由此更可以看出，中央采取的一系列宏观调控措施是及时的、正确的。
松紧适度的中性宏观经济政策的目标在于既防“通胀”又防“通缩”
刘国光对当前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的适时调整表示肯定。他认为，前几年为了克服通货紧缩趋势，我们实施积极的财政政策，通过增发国债、加强基础设施建设等拉动需求，使国民经济走上了上升轨道。当时，稳健的货币政策实际上也是适度从松的，既防范金融风险，又支持经济增长。目前，在货币政策方面，我们加强货币信贷调控，稳健的货币政策开始采取适度从紧的取向，提高存款准备金率，严格控制信贷投向；在财政政策方面，积极的财政政策逐步淡出，转向中性，国债发行规模减小，投资期限后推，财政支出增速明显减慢。5月份收支相抵，收大于支3650亿元。这些措施都是非常恰当的。
刘国光对中性的宏观经济政策又作了进一步解释。所谓中性的宏观经济政策，是相对于扩张性政策和紧缩性政策而言的，是一种有松有紧、松紧适度的政策。从以前适度从松的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向目前的中性政策调整，客观上具有从紧的效果，能起到抑制过快的投资需求的目的。但实行中性政策的意义还不止于此。首先，对于一些投资过热的行业，如果不能通过政策调整及时控制，就有可能导致通货膨胀；接着，过度投资形成的过剩生产能力，因为没有最终消费的支撑，又会引起通货紧缩。大起之后就是大落，这方面我们是有深刻教训的。可见，中性的宏观经济政策，实质上就是既防止通货膨胀苗头滋长于前，又防止通货紧缩趋势重现于后的政策。其次，中性的宏观经济政策也是解决当前比较突出的结构问题的对症之策。对钢铁、水泥和铝等投资过热的行业从紧，对农业、西部开发、社会事业，对经济发展中的薄弱环节从松，加大支持力度；既坚决控制投资需求膨胀，又努力扩大消费需求。有松有紧，松紧适度，就能逐步缓解和克服当前比较突出的瓶颈制约和结构问题，保证中国经济这艘大船平稳较快地航行。
宏观调控措施要综合考虑各方面因素
对于是否应动用利率杠杆调控经济，刘国光认为，这还需要进一步观察。主要是看两方面的情况：一是居民消费价格的上涨情况。今年1月—5月与去年同期相比，居民消费价格上涨3.3％，高于同期银行存款利率，银行存款实际是负利率。负利率的实际效果是用居民储蓄贴补投资者。如果投资规模控制力度不够，导致居民消费价格继续过快上涨，恐怕就应该提高利率了。但从5月份的情况看，由于宏观调控的效果逐步显现，居民消费价格比上月下降了0.1％，提高利率的压力有所减轻。二是国际利率的变动情况。我国与西方主要国家相比，目前的利率水平仍比较高，如果再提高利率，利差进一步扩大，国际资本会大量流入，反倒会加大通货膨胀的压力，而且还会加大汇率的压力。近期西方主要国家有可能提高利率，如果这样，我们的政策选择空间就会更大一些。
刘国光最后说，当前的宏观调控措施综合考虑了各方面因素，果断有力，适时适度，区别对待，注重实效。各地各部门只要全面、准确、积极地理解和贯彻中央加强宏观调控的方针政策，就一定能够消除经济发展中的不健康因素，促进国民经济持续快速协调健康发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