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 个人层面
“个人层面的中国梦”以人民个人幸福为重心，打破集体大于个人的传统观念。“个人层面的中国梦”与“国家层面的中国梦”是统一的。实际上，实现“个人层面的中国梦”在很大程度上促进“国家层面的中国梦”的实现。换言之，实现“国家层面的中国梦”意味着“个人层面的中国梦”顺利实现。因此，“个人层面的中国梦”将打破国外那种认为“中国以牺牲个人来造福集体”的定势思维。
“个人层面的中国梦”可以详细解剖为两个方面：（1）物质幸福；（2）精神幸福。
物质幸福涵盖生活的各种必需品，并确保人人有所依，涵盖教育、医疗、退休、食品安全、住房和公共安全等各个方面。除了生活必需品以外，物质幸福还包括良好的就业、富裕的家庭生活、享受娱乐等，还包括个人权利受到法律正当保护。
精神幸福可以解释为“积极心理学”，这是由心理学家马丁?塞利格曼所创的“幸福科学”，是将抽象模糊的幸福概念转变成一门有着具体内容和标准的学科。
积极心理学通过科学的干预使个人、家庭和集体形成积极乐观的心理。因此，积极心理学与中国梦不谋而合。塞利格曼解释说，积极心理学强调幸福感，强调梦想的内容以及实现梦想的方法。塞利格曼提出幸福五元素（简称PERMA）：积极情绪（强调好的一面）；投入（专注于任务，对任务充满激情）；关系（积极的人际交往）；意义（让自己归属于某种超越自我的东西）；成就（清晰可见的成就）。塞利格曼认为，PERMA以及整个积极心理学是人们在自由无压迫时的心理追求。
重要的是，well-being比happiness更宽泛，虽然这两个词都对应中文“幸福”。幸福感更强的人，更成功，更具创新力，精神更高尚，也更和谐。
积极心理学有助于社会稳定与和谐。幸福不仅有个人情感价值，也有社会道德价值。比如，幸福感更强的人更无私。一个积极向上的人更有可能帮助他人。幸福感越强，种族歧视、攀比等情绪越少，也更容易宽恕。简言之，幸福感越强，人民素质越高。
一个幸福感强的中国必然是一个创造力强的中国。当一个人恐惧、有压力或者沮丧的时候，满脑子肯定是分析和批判性思维。只有一个人情感更积极，才能更胜任创造性的任务。那么，如何让中国的下一代更富有创造力呢？那就增强他们的幸福感吧！
幸福还有其经济价值。幸福感越强，工作表现越好，失业率越低，也更爱关心他人。这样的人也更健康，需要的医疗资源也会更少。积极心理学与中国传统价值观，如人与人之间的关系、伦理等，有异曲同工之妙。
习近平主席强调幸福必须通过辛勤劳动获得，而塞利格曼将幸福五元素从积极情绪进一步延伸至投入与成就，因而这两者是相通的。
中国梦对个人而言意味着个人发展。积极心理学作为一种促进个人发展的科学，能提高幸福感，进而增强中国人民的韧性和成就感，使中国社会更稳定更繁荣。
3. 历史层面
“历史层面的中国梦”关注两个方面：（1）中国几千年文明的深厚底蕴，既有高度的文化和有深远意义的历史成就，又有远大抱负和深切期望，既经受过波折与苦难，又迎来了挑战与成功；（2）中国近期的政治理论发展脉络。
虽然中国文明在几千年的王朝历史中几乎一直雄踞人类文明的高峰，但在历史的各个阶段，中国人民饱尝了各种苦难。建立一个统一、稳定、主权独立、和平的中国一直是中国人民和中国领导人的目标。
近代，从19世纪中期的鸦片战争到1949年新中国成立以来的一百多年里，中国饱受了外国侵略、占领、剥削、压迫和屈辱。20世纪以来，中国人民又深受国内军阀割据和极左思想的折磨，中国人民迫切期待寻求改变和稳定。“历史层面的中国梦”正是对这种期待的解答，展现出一幅未来中国的全新画面：一个独立、稳定、强大、主权独立、没有任何压迫的中国。
从另一个角度讲，“历史层面的中国梦”达到了中国政治理论发展弧线的顶点。邓小平理论把中国从意识形态阶级斗争转向经济发展；江泽民的“三个代表”思想强调先进文化和中国最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胡锦涛的“科学发展观”强调持续经济增长的同时追求可持续发展和社会公平。
习近平主席的“中国梦”应运而生。邓小平开启了改革开放，江泽民实现了中国共产党的先进性，胡锦涛拓宽了国家发展视野。正因为有这一系列政治理论，习近平的中国梦才应运而生，并承前启后，将实现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给中国人民带来幸福安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