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竹立家:如何跳出“风险社会”的改革困局(2)

改革面临“重新适应”的问题

《新经济导刊》:一旦正常的社会公共生活领域遭到破坏,再要凝聚改革共识就会出现巨大的困难,社会发展进步、民族团结、国家稳定就会遇到风险。这对管理者意味着什么?

竹立家:意味着必须正视结构性变化,及其所引发的社会现实状况和时代精神状况的变化,紧紧抓住社会的主要矛盾和问题深化改革,并按照社会发展价值的要求、按照民众的需要和愿望做好改革的“顶层设计”,力求在关键领域和关键环节寻求制度突破。只有做到改革的“纲举目张”,注重社会改造的“零星工程”,跳出“问题循环”的改革困局,才能使我们的社会有一个确定性的未来,也才能使国家民族有一个长治久安的稳定发展局面。

目前,在信息化和全球化的双重推动下,中国社会的整体转型和未来社会发展新秩序的重构,都遇到了较大的麻烦。意见纷呈、众说纷纭的各种情绪化理论思潮所反映的现实,并不标示着当代中国社会转型期的理论繁荣,而是反映了我们在改革的路径选择上面临着缺乏“核心价值”引导的真实困境。

在中国的社会现实呈现复杂多样的特征和社会各阶层的利益诉求急剧分化的“风险社会”情境下,如何指导和规划未来的改革,切实从“制度安排”上体现社会发展价值的要求,做到“善政为怀民为天”。这不仅具有理论上的重要性,而且具有实践上的紧迫性。

《新经济导刊》:我们知道,改革是世界性的发展潮流。信息技术革命与全球化发展的一个必然结果是把人类文明抛入一个前所未有的“新境况”,这种具有“不确定性”特征的境况给我们的思想观念、生活方式、行为方式带来了巨大冲击。在您看来,这对人类文明意味着什么?

竹立家:人类文明面临着一个“重新适应”的问题,各种文明都呼唤着社会体制改革的重新调整和适应。西方国家在上个世纪70年代末80年代初为了适应新的文明趋势,就一直在进行“新自由主义改革”;90年代为克服新自由主义改革所带来的“社会毛病”,英国又开始了“第三条道路”的改革探索,在西方理论界风靡一时。当然,从目前看来,这些改革尝试并没有最终解决它们的社会问题,而体现为一种“问题循环”,频繁上演着社会危机。

中国的改革开放几乎与西方新自由主义改革同步,本质上也是对文明发展“新趋势”的有效回应。我们说“改革开放”,事实上是指“改革”与“开放”一样重要。开放不仅是指在经济体制上要学习人类文明的发展成果,也指在思想观念上要具有开放性、包容性特点,虚心学习人类文明发展过程中的好东西,并针对存在的问题进行改革。

时至今日,什么样的价值和制度是实现人类幸福应该追求的“终极价值”也没有定论,制度竞争还处于一个过程之中。

筑好经济社会的“防火墙”

《新经济导刊》:目前,中国已经进入了一个以社会建设为中心的新的发展阶段,而公正民主的发展是社会建设的核心内容,是一个社会良性运行与和谐发展的体制机制基础。对于社会建设的基本取向,您是如何看待的?

竹立家:从人类文明发展的角度来看,人对幸福追求具有终极价值意义,社会的民生建设,不断地致力于改善民生,是实现社会普遍幸福的根本方法。民众安居乐业了,民众迫切需要的教育、医疗、社会安全、社会保障等民生问题解决好了,人民的幸福感才会增强,政府才会得到老百姓的信任,社会也才能长治久安。

《新经济导刊》:从中国的现实当中,能否找到比较符合这些价值取向的基层案例?

竹立家:事实上,从2011年我们进行社会管理体制创新和民生建设以来,一些地方政府一直在扎扎实实地做民生工作,用政府的切实行动和基层公务员的辛勤工作构筑政府信任的基础。2012年,我到中部的河南信阳市和山西左云县搞民生调研,发现它们在教育、医疗、就业、社会保障方面的“民生改革”实践确实做到了群众满意,和谐了当地的“社会生态”。山西左云县实行15年义务教育制;河南信阳市每个村花18万元左右,在全市2800多个村建立了“乡村医疗站”,并对医务人员集中培训,基本做到了小病不出村,大病不出乡。信阳市平桥区花了200万左右,在全区建立了18个“乡村图书馆”,大大丰富了群众的文化生活,改变了乡村的文化氛围,提升了村民的精神文化素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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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责任编辑:赵光菊]
标签: 经济社会   风险社会   竹立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