迟福林：从“基础论”到“决定论”，确实是我们对市场经济认识的重大深化。以往，我们强调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基础性作用，但“基础性”的表述对市场作用的界定比较模糊，尤其是对政府与市场关系的界定比较模糊。明确提出“决定论”，不仅仅是一个提法的改变，也不仅仅是基于经济理论提出的，而是从我国经济生活的突出矛盾与现实出发，强调经济生活领域要在市场主导下更好发挥政府的作用。我认为，它释放了两个重大信号：第一，坚定的市场化改革道路；第二，明确了政府职能转变的行动路线。
记者：《决定》中提出“要更好发挥政府作用”，如何看待政府这只“有形的手”在改革中的作用？在这一目标取向下，政府职能改革应该遵循怎样的改革逻辑？
迟福林：理论上讲，政府“有形之手”应该在公共服务领域发挥更大的作用。具体到我国，政府改革的基本方向应该是建设公共服务型政府。着眼于实现到2020年建成比较完善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目标，在加大向市场放权力度的同时，要调整政府职能，一是要强化政府的中长期经济战略职能、宏观调控职能和市场监管职能；二是营造公平竞争的市场环境和制度环境；三是实现政府经济管理方式由管短期向管中长期、由管微观向管宏观、由管审批向管监管的转变。总之，通过一系列的体制机制改革，要使政府“有形之手”在应有的领域发挥有效的作用。
张卓元：政府职能转换到位，对于更好地发挥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决定性作用，对于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促进经济持续健康发展，是至关重要的。具体来讲政府的职能：一是要搞好宏观经济调控，保持宏观经济稳定运行，防止大起大落，这是专属中央政府的职能；二是要加强巿场监管，维护市场公平竞争秩序，政府主要是裁判员而不是运动员；三是要做好公共服务，这方面现在做得很不到位，需要加快推进；四是完善社会治理，加强社会管理，促进社会和谐和全面进步；五是保护环境和生态。
记者：按照使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性作用的要求，未来全面深化经济体制改革，应该遵循怎样的改革路径？
迟福林：经济体制改革未来应是以“放权”为基本思路，以行政审批为重点，全面理顺政府与市场关系，从体制机制上保障市场的“决定性作用”，积极发挥政府的“有效作用”。也就是说，第一，充分发挥市场活力，形成经济体制改革的持久动力；第二，以市场“放权”为重点深化行政审批改革；第三，以平等竞争为原则，深化国有企业改革；第四，坚定地推进垄断行业改革。
张卓元：关于未来的改革路径，可在以下三方面着手：解决政府对资源配置干预过多的问题；完善巿场体系，真正形成公平竞争的市场环境；解决对非公有制经济的一些歧视性规定，使非公有制经济在支撑经济增长、扩大就业等方面进一步发挥重要作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