社会民主党的组织危机
超然于“左与右”的意识形态，必然要求组织上和选举中争取中间支持者或中间选民，其结果必然造成党的组织危机，涉及党的群众基础、党员参与、利益表达等方面的危机。首先，由于党的队伍扩大，使党在利益整合时更加困难。社会党强调超越左右的目的是要在选举中做赢得最大多数选民的“全民党”。这就必然要淡化党的阶级基础，尽可能吸收工人阶级之外的其他群体，客观上带来党内各利益群体之间的矛盾，造成党面临着组织整合的危机。以党内新加入的环境保护者和传统的工人阶级两个群体为例，环境保护者往往反对发展工业，他们主张减少造成污染环境的工业生产，而这恰恰危及到部分蓝领工人的利益。因为，他们正是在这些工厂中工作，并以此为生的。这样，党内仅有的蓝领工人自然不满。
其次，扩大的党的支持者，结果导致党顾此失彼，争取到了新的支持者，又丧失了传统的支持者。20世纪末，由于传统工人阶级的萎缩，社会民主党的政策逐渐向社会中上层人们的倾斜，也招来众多社会下层群众的不满，他们开始放弃对“代表无产阶级利益”的社会民主党的支持。正所谓左翼固然一时获得了中间派选票，却开罪了铁杆左派，加速了左翼分裂，导致大批原来的社民党基本群众转向极左或极右政党。法国社会党由于十几年在野，左翼内部缺乏团结，声望一蹶不振。这些年来法国左翼力量的“多样化”趋势日益突显，光怪陆离的政党不下十几个，光是各种牌号的托洛茨基政党就有好几个，分散了左翼选票。意大利左翼的分裂更是惨不忍睹。左翼民主党几经分化组合，已经抛弃左翼的名称标志，自称为民主党，彻底成为一个后意识形态、后社会民主主义的“美国式”民主党。
毋庸置疑，全球化社会经济的急速转型似乎使世界“扁平化”了，因而涤荡着旧有的意识形态认同基础。但不容忽视的是，阶级结构的变化并不意味着“意识形态终结”，人们的社会地位、经济和财富结构、知识结构和身份认同等各方面的差异总是存在的，这些因素也是意识形态分化的重要因素。而冷战后时代的全球化在促使世界“扁平化”和人们成为命运共同体的同时，却无可避免地造成了“赢者”和“输者”的分化，这必然又反过来促使不同类型的人们在意识形态上各有所持。因此，新工党及这些现代化的政党具有做“全民党”的政治意愿，但却缺乏一个意识形态上坚实的“全民共识”基础。
再次，与全民党的目标相背，社民党正由群众性政党向精英性政党演变，结果导致党员在党内参与功能下降，领导作用上升。这种变化与信息化时代媒体在政治中发挥的作用密切相关。鉴于媒体对政治运作的影响突显，社会民主党也开始越来越多地利用媒体来宣传自己，将媒体作为赢得选举的重要工具。这不仅因为党的纲领政策在多数情况下要因媒体运作的需要而改变，而且党的领袖要考虑媒体的喜好而产生。这就要求党的活动必须配合领袖在媒体社会中的表演而展开，结果是党的领袖可以通过将自己意见直接诉诸媒体而不是普通党员来施加对党的影响。党与媒体、党的领袖与普通党员关系的这些改变，给社会民主党带来了众多问题，其中最严重的问题之一，就是因党的领袖作用突出、普通党员地位下降而带来的组织危机。因为在媒体社会中，广大党员在表达政治目标、传播纲领政策、影响选举结果等方面的作用相比于他们在传统工业社会时的情况，是大大降低了，这必然会减小他们加入党组织的动力、降低他们参与党组织活动的热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