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画的并不是政治，我画的是我的一生
今年，《一个中国人的一生》由三联书店推出中文版。当时有人挺惊讶，因为这套漫画多少有点与众不同，提到了“颇为动荡的时期”，有“大跃进”时期吃一锅饭的人民公社，也有“文革”时贴了整整一面墙的大字报……各个历史时期都被李昆武收进了画里。
“我第一次到法国参加新书发布会的时候，每个人都问我政治问题，当时我就很意外，我是来宣传书的，但大家看到的似乎都是政治。”李昆武说，“可是我画的并不是政治，我画的是我的一生。”
中文版的责编颜筝说，她第一次从版权代理那儿听说这套书的时候，对方也提到了其中的政治话题。但是，当她把书拿回家看完之后，她发现里面并不是政治，而是“平民情感的记忆”。合上书，她记住的都是老李经历的那些生活细节——
“三年困难时期”，粮食供给紧张，他在幼儿园吃午饭时，偷偷把碗里的肉片藏在口袋里，带回家给缠着小脚的保姆奶奶吃。
爸爸爱讲革命大道理，可还是个孩子的儿子不愿听，爸爸就让他在自己脖子上“骑大马”，淘气地抓着头发“拔草”。
他不爱学英语，念不出来的时候，就偷偷在英语字母底下标注上汉语发音，“龙里夫采眉毛”（LongliveChairmanMao，毛主席万岁）……
虽然这些细节属于生于1950年代的老李，可它同样让颜筝这样的80后感到亲切。她第一次在画面里看到了她所不熟悉的年代，“既不像影视剧里那么夸张，又不像书本教材里那么冷冰冰”，从没见过的历史记忆，形象地出现在眼前。
出版时，她还特意在书的封底印上了自己最喜欢的一句评语：“这部形式独特的中国平民史诗记录下了中国半个多世纪的沧桑，关注普通中国人在历史变迁中的日常生活，真实、亲切，打动人心。”
在德国签售时，有位老人对李昆武说，“我在你的书中看到了自己”，“虽然你在讲一个中国故事，但却让人想到了自己的生活”。
他告诉老李，他小时候正值二战结束，德国人常要饿肚子。老李小时候饿得只能在墙上画一大桌好吃的，看着解馋，而他则是被妈妈拦在家里不准出去玩，怕饿了没吃的。所以，现在他总爱饭后散步，算是弥补当年的遗憾。
有一次，在欧洲的读者见面会上，老李叫翻译帮他问个问题，“你们在这本书里最喜欢谁？”
有人说喜欢缠小脚的保姆奶奶，有人说喜欢小群的奶奶，因为她们慈祥又善良，直到今天都让人感到温暖。
在那个到处都在挖防空洞的年代，小群的奶奶牵着害怕打架的孩子们的手，陪他们参加防空演习。第一次参加防空演习的李昆武紧张得摔倒了，栽进田地里的粪池，弄脏了衣服，沮丧地哭了起来。小群奶奶拿玉米叶替他擦衣服，哄他不要哭，“你看，没事了吧？生活就该这样，保持希望，不要动不动就垂头丧气。”
不过，让老李意外的是，居然有人说，最喜欢书里面的父亲。
老李问他，父亲的政治观点与你们的都不一样，你们不是讨厌这样的人吗？
他直到今天还记得那个观众的答案：“但他是个好人，是个好爸爸。”
如果你有记忆，你就知道什么该做，什么不该做
虽然漫画卖得不错，可是老李还是有心事。前些日子他跟老战友叙旧，两个人聊起了钓鱼岛的新闻。在一旁的服务生一直打岔插嘴，想参与他们的讨论。让老李迷惑的是，这个看上去顶多18岁的小伙子一会儿坚持说，“钓鱼岛必须打下来”，一会儿又言之凿凿地强调，“钓鱼岛不能打”。
老李问他：“你为什么说钓鱼岛必须打？为什么又说钓鱼岛不该打？”
小伙子告诉他，网上都在说这事，说什么的都有，有人说好，也有人说不好。
“我看到他觉得特别痛心，他没有判断，只有观点，没有自己的想法，只是人云亦云。”老李说，“因为没有记忆，不懂得历史，又急于求成，才想一味追求结论。”
这个年轻人让他想到年轻时的自己。那时候，他也讨厌看书，讨厌动脑子，碰巧赶上一个不必上课的年代，他就乐得跟小伙伴出去疯玩。大家都说要“除四害”，他就跟着打苍蝇、抓老鼠；大家都说要“扫四旧”，他就跟着冲进陌生人的家里，烧了古字画，砸了雕塑品；后来，满大街贴满了大字报，他也跟着凑热闹，“揭发”跟自己闹别扭的同学家事，写成检举信，边吆喝边在路口分发……
那时候，才十几岁的李昆武只觉得“太好玩儿了”。直到有一天，大家推搡着他在老师脸上画“资产阶级乌龟”，他才意识到“一定是哪儿错了”。没过多久，就着手电的微光，他和妈妈在那些“令人生畏的大字报”上，读到了身为干部的父亲的“罪行”。第二天，父亲被陌生人带走了，一别数年杳无音讯。临别时专门为父亲炖的鸡，都没来得及吃一口。
漫画里，老李记下了当时那分疯狂后的懊悔和悲伤。他跑去找朋友小群，结果她却一个人抱着膝盖坐在家门口。她的父母也被人带走，而她的奶奶，那个曾经替孩子擦眼泪、教他们要保持希望的奶奶，因为绝望吊死在厨房里。
两个失去亲人的孩子坐在空荡荡的屋子前，久久不说话。后来，李昆武替小群写寻找父母的字条，像当初贴大字报那样发出去，可曾经贴大字报的墙壁，早已贴满了寻亲启事，没了空地儿。他对小群说：“大字报的事，你说得对，我们真应该把它们全烧掉！”
“如果你有记忆，你就知道什么该做，什么不该做。”李昆武感慨道，“可现在好多年轻人看看微博上的观点，就拿过来当自己的观点，并没有自己的立场和判断。”
老李说，小时候做了错事，长大了就总想着“赎罪”。他现在得空儿就爱往文物市场跑，看到跟当年打砸时相似的东西，就花钱买下来。他甚至有次买下了一套日军侵华时期的老照片，并把这段历史画成了漫画，叫做《伤痕》。
虽然每天都在画这些试图记录历史的书，但即便是他的家人，都没能读得下去。老李的女儿在时尚杂志社工作，看完漫画初稿却“几乎什么都没记住”。在英国工作的儿子，直到看到《卫报》报道，才打电话给老爸：“原来你出了这样一本书？”
“也许现在，人们还不愿意看我的书，但100年以后，当人们想知道，在过去的那个年代，普通人是怎么生活的，他就一定会再次想起我的这本书。从这本书里面，他们就能找到答案。”李昆武半是无奈半是笃定地说。
欢呼时会脱口而出的第一句话，依然是“毛主席万岁”
老李笑称，他最怕“认真的读者拿着漫画找我算账”。因为如果有人真的按照漫画里的场景去找，昆明已经完全不一样了。
这个较真的读者，他将找不到父亲办公的地方，那里已经卖给投资公司当办公室了；也找不到“斗私批修”的会场，那里现在变成了小商品自由市场。甚至，在这套书的封面，老李拿着画笔画宣传画的墙壁，现在都变了模样——它变成了昆明夜晚最热闹的酒吧夜店一条街，一过午夜就会弥散着酒精和香水的味道。
只有站在大院门口穿着军装的哨兵，能让老李感到一点点熟悉。可哨兵旁边的服装店，又把他拉回了看不懂的陌生时代——那是一家叫做“绝对诱惑”的女装店，昏暗的房间里，挂着一排排低胸晚礼服。
“我们这代人，经历了三个时代。建国初期的金色时代，十年‘文革’的动乱时代，还有改革开放后的商品经济时代。”老李常常跟小助理掰着手指算，“三个时代，个个不同，全被我们赶上了，正好是我们这辈人的整个人生！”
在漫画的第三册，老李自己也惊讶于笔下这个复杂又多样的“第三个时代”：
路边认识的收废铁的小夫妇，“下海”成了老板，赚了一大笔钱，开起了连锁餐馆。
国营工厂的工人们凑在一起开玩笑，面对可能到来的“下岗”，嘻嘻哈哈地编着顺口溜：“老板老板行行好，我是国企大元老，以前混过红卫兵，文化知识没多少，从今往后跟您跑，铁饭碗我不计较，给泥饭碗也是宝……”
老李说，虽然有时候并不理解，但他也只能把眼前的生活记录下来。比如，他画桑拿城里认识的小妹挤大巴回老家，参加山里祖父的葬礼，虽然人们依然按照老传统，吹喇叭放鞭炮，可烧的纸已经变了样——有人烧纸糊的“凯迪拉克”，有人烧纸的名牌服装，还有的纸钱叫做“路路通”，上面用英语印着“TheBankofHeaven（天堂银行）”。
每天白天画完这些漫画稿，李昆武就会回到小时候住的大院，陪还住在那里的妈妈散步。他们会走过父亲遭批斗的马路，路过小群曾经的家，经过小时候批斗老师的学校。
眼前的一切都不一样了。贴满大字报的墙壁早已拆了，种上了一排郁郁葱葱的树。曾要在老师脸上画“资产阶级乌龟”的会场，现在变成了学校里的面包房。学生坐在路边的板凳上，吃着冰激凌。
老李说，有时候他觉得“记忆很不真实”，“看着眼前的一切，会有种错觉，仿佛过去的日子从来没有发生过”。
但总有一些小事，让他重新记起自己大半生的经历。比如，眼前的这些学生，高兴时总会大叫“耶”或者“哇塞”，但是对生于1950年代的他来说，欢呼时会脱口而出的第一句话，依然是“毛主席万岁”。
（本版图片均由李昆武提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