许多走上井冈山或其他红色教育基地者，往往会产生这样的困惑：穿越历史回到那个血与火，抑或“激情燃烧”的岁月，每一个尚未麻木的心灵都会受到感动乃至震撼，但回到现实生活很快复归平常；进入政治教育话语系统，一切有理有据，跳出该话语系统，许多问题甚至无法自圆其说。换句话说，以革命理论构成的话语系统，特别是以中国共产党的价值坐标评价，一切都是那样无懈可击，换一种思维和评价系统，情况大不相同，甚至仅仅将理论与实践作出比照，亦让人产生诸多疑惑。如此，我们怎样才能打通历史与现实的精神脉络，保证血脉延续，构建起什么样的价值坐标和价值体系，才能保证中国共产党实现革命党向执政党的顺利转型，保证国家稳步前行实现中国梦？答案是跳出“格瓦拉困境”是关键。
“格瓦拉困境”是社会主义国家及其政党的“魔咒”
“格瓦拉困境”泛指一定历史阶段、特定社会形态与特殊政治活动基础上形成的思维方式和价值观念，由于主客观原因，这种思维和价值观走向固化甚至僵化，即使时代发生再大变化，都执著而不调适或更易。大多情况下跳出困境需要外力推动，只有个别通过自觉。由于后者少之又少，故称为“格瓦拉困境”。
具体来由，则是古巴无产阶级革命家切·格瓦拉，这位理想主义和浪漫主义者，在追随卡斯特罗取得革命胜利后，既不留恋古巴共产党和政府高级领导人的职位，也没有把努力方向确定于建设繁荣富强的社会主义国家，而是进入刚果（金）、玻利维亚丛林打游击，试图在那里发动新的共产主义运动，最后格瓦拉牺牲在自己的理想中。
格瓦拉所以作出这样的选择，缘于职业革命家的共同特征：思维方式、思想方法、价值判断皆集于革命活动，革命既是过程也是目的，离开了革命，激情不再燃烧，精神走向虚无，甚至无法为自己的灵魂找到安放之所。
“格瓦拉困境”广泛存在于革命战争年代走过来的那一代共产党人，存在于社会主义国家，存在于整个国际共运。
除中国外社会主义国家的执政党至今没有一个成功跳出困境。当然，强调中国共产党应当由革命党向执政党的转变，意味着我们也没有完全跳出这一困境，但邓小平推动的改革开放和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取得了成功，至少说明经济领域基本跳出。可以断言，一个个社会主义国家及其政党走向消亡，国际共运式微，“格瓦拉困境”是困扰社会主义国家及其政党的“魔咒”。
“格瓦拉困境”制约着精神大厦的建构和精神力量的激发
改革开放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第二次理论突破，邓小平理论是中国共产党跳出“格瓦拉困境”的伟大尝试，其突出反映在放弃“以阶级斗争为纲”，不再进行“姓资姓社”之争等等。正是一定程度上跳出了“格瓦拉困境”，从而避免中共步老大哥苏共的后尘。问题是“格瓦拉困境”在政治和精神领域中很难突破，其自我神圣化导致脱离实际甚至无视客观存在，结果在“世情国情党情继续发生深刻变化”的情况下，仍然悬在空中不接地气。
我们的精神大厦建筑于革命理论，曾经得到过世界冷战的支持和强化，随着冷战结束，世界政治生态发生了巨大变化，国家博弈已经开始由政治制度博弈向核心价值观的博弈方向迁移。过去，有马克思主义的阶级斗争学说和政治生态的支持，我们的精神大厦坚固，精神力量充足。马克思主义是伟大的，其立场观点方法是科学的，尤其世界观是颠扑不破的，因为迄今为止尚未产生比共产主义更好的政治图景。今天，世界进入“意识形态终结”和文明冲突等思潮渐成主流和主导的情况下，原本坚固的精神大厦开始出现裂缝。因为我们的精神大厦是由阶级、剥削、革命、斗争、消灭等基石砌成，其他精神元素几乎无法纳入。早前陈胜吴广起义、太平天国运动、义和团运动尚可丰富其中，后来发现农民起义不过是封建王朝的更替和轮回，属于“你方唱罢我登场”，并没有真正推动历史进步，这也是黑格尔等西方许多哲学家评价中国一直处于“人类的起点和童年”的原因。曾经被视为伟大革命者的洪秀全，后来发现其腐败程度不输于清王朝；作为爱国主义最好教材的义和团运动，其拳民竟然有那么触目惊心的暴虐行为。不得已，这些精神元素开始淡出甚至被直接剔除。到这里，五千年文明、三千年封建史，所产生的精神元素因不符合革命标准而被排除之外，我们的精神创造只能从百年革命史中挖掘，甚至百年中还要剔除十年“文革”部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