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我们要保持自己的优势，避免资本主义弊端
邓小平1987年6月12日会见南斯拉夫客人时指出：“各国的改革不可能一样。但是，共同的一点是要保持自己的优势，避免资本主义社会的毛病和弊端。”[62]我们要根据社会主义国家自己的实践、自己的情况来决定改革的内容和步骤。改革开放中中国能不能坚持社会主义制度？这是当时国内外广泛关注的一个重大问题。对此，邓小平斩钉截铁地回答：在整个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中，中国都将坚持社会主义制度。事实证明，这并不是一件容易的事，这个考验将会伴随改革开放的全部历史进程。
（一）要坚持社会主义方向，这是一个很重要的问题
社会主义是中国现代化的必由之路，是改革开放正确方向的根本保障。只有社会主义才能救中国，这是中国人民从五四运动以来切身体验中得出的不可动摇的历史结论；只有社会主义才能发展中国，这是中国人民从改革开放取得的伟大成就中得出的必然的科学结论。1985年8月28日见津巴布韦非洲民族联盟主席罗伯特•穆加贝时指出：“在改革中要坚持社会主义方向，这是一个很重要的问题。我们要实现工业、农业、国防和科技现代化，但在四个现代化前面有‘社会主义’四个字，叫‘社会主义四个现代化’”。[63]
只有社会主义才能救中国，只有社会主义才能发展中国。“救中国”和“发展中国”，是近代以来中国面临的两大历史性课题。中国选择走社会主义道路，是历史的必然、人民的选择。在改革开放中坚持社会主义方向，成为贯穿整个历史过程中的一个重大原则问题。邓小平在改革开放之初的1979年提出“只有社会主义才能救中国”，10之后的1989年得出“只有社会主义才能发展中国”的历史性结论。1979年3月30日邓小平在党的理论工作务虚会上指出：必须坚持社会主义道路。“只有社会主义才能救中国，这是中国人民从五四运动到现在六十年来的切身体验中得出的不可动摇的历史结论。中国离开社会主义就必然退回到半封建半殖民地。中国绝大多数人决不允许历史倒退。”[64]邓小平用近代中国历史论证他的基本思想观点：中国从鸦片战争起沦为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中国人成了世界著名的“东亚病夫”。从那时起的近一个世纪，我国有识之士包括孙中山都在寻求中国的出路。孙中山开始就想学习西方，后来又提出“以俄为师”，但都没有成功。“这个历史告诉我们，中国走资本主义道路不行，中国除了走社会主义道路没有别的道路可走。一旦中国抛弃社会主义，就要回到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不要说实现‘小康’，就连温饱也没有保证。”[65]我们要用历史教育青年，教育人民。坚持社会主义对中国十分重要，邓小平从理论上反复阐述这个问题。1984年6月30日会见日本客人时指出：“坚持马克思主义对中国十分重要，坚持社会主义对中国也十分重要。对马克思主义的信仰，是中国革命胜利的一种精神动力。中国搞资本主义不行，必须搞社会主义。”[66]1992年春天的南方谈话中，邓小平指出：“我坚信，世界上赞成马克思主义的人会多起来的，因为马克思主义是科学。它运用历史唯物主义揭示了人类社会发展的规律。封建社会代替奴隶社会，资本主义代替封建主义，社会主义经历一个长过程发展后必然代替资本主义。这是社会历史发展不可逆转的总趋势”。[67]所以，我们要把握人类发展的客观历史规律，用客观规律的真理性来坚定我们的信仰。中国发生的严重“政治风波”说明，是否坚持社会主义道路是个要害。1989年6月16日邓小平同江泽民同志谈话时指出：“这次发生的事件说明，是否坚持社会主义道路和党的领导是个要害。整个帝国主义西方世界企图使社会主义各国都放弃社会主义道路，最终纳入国际垄断资本的统治，纳入资本主义的轨道。现在我们要顶住这股逆流，旗帜要鲜明。因为如果我们不坚持社会主义，最终发展起来也不过成为一个附庸国，而且就连想要发展起来也不容易。只有社会主义才能救中国，只有社会主义才能发展中国。”[68]中国坚持社会主义，不会改变。 “只要中国社会主义不倒，社会主义在世界将始终站得住。”[69]
只有社会主义才能消除资本主义的腐败和不公正现象。1985年9月23日在中国共产党全国代表会议上指出：“我们为社会主义奋斗，不但是因为社会主义有条件比资本主义更快地发展生产力，而且因为只有社会主义才能消除资本主义和其他剥削制度所必然产生的种种贪婪、腐败和不公正现象。”[70]这里讲的“贪婪”就是资本追逐利润的贪婪本性，“腐败”是一种不劳而获的腐朽思想，“不公正”是由资本主义制度所决定的一种社会现象。对这一问题，邓小平早在1979年3月30日党的理论工作务虚会上有过较为系统的论述：“社会主义的经济是以公有制为基础的，生产是为了最大限度地满足人民的物质、文化需要，而不是为了剥削。由于社会主义制度的这些特点，我国人民能有共同的政治经济社会理想，共同的道德标准。以上这些，资本主义社会永远不可能有。资本主义无论如何不能摆脱百万富翁的超级利润，不能摆脱剥削和掠夺，不能摆脱经济危机，不能形成共同的理想和道德，不能避免各种极端严重的犯罪、堕落、绝望。”[71]社会主义的优越性表现在它的经济基础是公有制，生产的目的是为了满足人民的物质文化需要，不是为了剥削，人民具有共同的政治经济社会理想和共同的道德标准。如果不消灭资本主义剥削制度，不消灭私有制，这些特点“永远不可能有”。邓小平得出了资本主义制度自身“五个不能”的结论：一是“不能摆脱百万富翁的超级利润”，这是因为资本的本性就是要获得超级利润，否则资本的生命就停止了；二是“不能摆脱剥削和掠夺”，这是资本主义生存和发展的途径，就是靠源源不断地对内剥削工人阶级、对外掠夺其他国家资源而发展；三是“不能摆脱经济危机”，这是由资本主义的内在矛盾所决定，生产的社会化和生产资料的私人占有不断制造着周期性的经济危机；四是“不能形成共同的理想和道德”，这是因为整个资本主义社会没有共同的理想和信念；五是“不能避免各种极端严重的犯罪、堕落、绝望”，这是因为严重的社会不公必然导致人们对社会的期盼落空，各种犯罪、堕落和绝望自然会发生。需要强调的是，邓小平对这“五个不能”还加了定语：“无论如何”！这是由资本主义的性质所决定的，也是由客观规律所决定的。邓小平30年前对资本主义制度的深刻剖析所得出的结论，不仅没有过时，还为近几年来发生在美国等发达国家的严重金融危机所不断证实。
只有社会主义制度才能根本摆脱贫穷，逐步实现共同富裕。贫穷，是几千年中国社会的真实写照；摆脱贫穷是历代人民的真情渴望。在邓小平看来，中国不仅是贫穷，而且是“太穷”。如，他说“我们太穷了，太落后了，老实说对不起人民”，[72]“我们太穷了，要改变面貌”，[73]“中国太穷，要发展自己”，[74]“中国太穷了，同我们这个拥有十亿人口的国家的地位不相称。”[75]在社会主义道路上“摆脱贫穷”，成为中国共产党人自觉担当起的历史使命。贫穷不是社会主义，社会主义必须摆脱贫穷。“向穷的方向发展，这不能叫社会主义。社会主义总要使人民生活逐步改善，人民群众的收入不断增加，当然也包括使整个国家一步一步地富强起来。难道穷就是社会主义吗？”社会主义有两条基本要义：一是人民富裕，二是国家富强。“坚持社会主义的发展方向，就要肯定社会主义的根本任务是发展生产力，逐步摆脱贫穷，使国家富强起来，使人民生活得到改善。没有贫穷的社会主义。社会主义的特点不是穷，而是富，但这种富是人民共同富裕。”[76]社会主义不能搞平均主义，平均主义本质上是普遍贫穷。我们吃平均主义的亏太多了。消灭贫穷，实现富裕，是我们的奋斗目标，但社会主义也不能搞两极分化。正像平均主义不是社会主义一样，两级分化也不是社会主义，只有社会主义才能避免两极分化，实现全体人民的共同富裕。“在社会主义制度下，可以让一部分地区先富裕起来，然后带动其他地区共同富裕。在这个过程中，可以避免出现两极分化(所谓两极分化就是出现新资产阶级)，但这不是要搞平均主义。”[77]如果我们的政策导致两极分化，我们就失败了。“我们搞的四个现代化，是社会主义的四个现代化。只有社会主义，才能有凝聚力，才能解决大家的困难，才能避免两极分化，逐步实现共同富裕。”[78]经济发展到一定程度，必须搞共同富裕。我们要的是共同富裕，这样社会就稳定了。1990年12月24日同江泽民等谈话时指出：“共同致富，我们从改革一开始就讲，将来总有一天要成为中心课题。社会主义不是少数人富起来、大多数人穷，不是那个样子。社会主义最大的优越性就是共同富裕，这是体现社会主义本质的一个东西。”[79]1992年的南方谈话中邓小平把“消除两极分化”作为社会主义本质中重要内涵加以论述：“社会主义的本质，是解放生产力，发展生产力，消灭剥削，消除两极分化，最终达到共同富裕。”[80]消除两极分化、实现共同富裕，是一个长期的历史任务。1993年9月16日同弟弟邓垦谈话时说：“十二亿人口怎样实现富裕，富裕起来以后财富怎样分配，这都是大问题。”他说：“少部分人获得那么多财富，大多数人没有，这样发展下去总有一天会出问题。分配不公，会导致两极分化，到一定时候问题就会出来。这个问题要解决。”邓小平晚年提出的这些问题，已经成为我们发展中必须面对的一个重大问题，要通过深化改革逐步加以解决。
（二）中国要搞现代化，绝不能走西方资本主义道路
邓小平1985年5月20日会见原台湾大学教授陈鼓应时指出：“我们大陆坚持社会主义，不走资本主义的邪路。”[81]在谈到资产阶级自由化问题时指出：中国在粉碎“四人帮”以后出现一种思潮，叫资产阶级自由化，崇拜西方资本主义国家的“民主”、“自由”，否定社会主义。这不行。“中国要搞现代化，绝不能搞自由化，绝不能走西方资本主义道路。”[82]
认为外国的月亮也比中国的圆，这实际上是一种洋奴思想。改革开放后，有人以为什么都是外国的好，甚至动摇对社会主义的信念。邓小平指出：“我们十年来取得了可喜的成果，但是一个大的失误就是政治思想教育少了，连爱国主义宣传也少了。青年人当中，有人认为外国的月亮也比中国的圆，这实际上是一种洋奴思想。”[83]关于“洋奴”一说，可以稍作辨析。“文革”期间“四人帮”歪曲毛泽东的自力更生精神，把引进世界上一些先进成果谴责为“洋奴哲学”，曾经遭到邓小平的抵制和批驳。邓小平认为：“科学技术本身是没有阶级性的，资本家拿来为资本主义服务，社会主义国家拿来为社会主义服务。我们要把世界一切先进技术、先进成果作为我们发展的起点。”[84]这不能叫做“洋奴哲学”；而邓小平把不讲爱国主义、认为外国的月亮也比中国的圆的思想称为“洋奴思想”，二者显然有着不同的含义。一个是在技术层面上，一个是在制度层面上，不可不察。邓小平1990年7月3日视察国家奥林匹克体育中心场馆时的一段话，把这个问题说得清清楚楚：“我们实行改革开放，这是怎样搞社会主义的问题。作为制度来说，没有社会主义这个前提，改革开放就会走向资本主义，”邓小平用“两极分化”作了说明。中国有十一亿人口，如果十分之一富裕，就是一亿多人富裕，相应地有九亿多人摆脱不了贫困，就会有九亿多人闹革命。结论是：“中国只能搞社会主义，不能搞两极分化。”然后他话锋一转，从亚运会的建筑，引出了五十年代的“十大建筑”，又谈起了到底是“中国的月亮圆”还是“外国的月亮圆”的问题。他说：“这么多亚运会建筑，是集中力量在短时间搞出来的，而且搞得这么好，证明社会主义好。社会主义能够集中力量，什么困难的事都能搞成。一九五九年我们搞十大建筑，那时是非常困难的，没有社会主义行吗？”“我这次看亚运会体育设施，就是来看看到底是中国的月亮圆，还是外国的月亮圆。看来中国的月亮也是圆的，比外国圆。现在有些青年人总以为外国的月亮圆，对他们要进行教育。”[85]从短时间内集中力量建起亚运会主体设施，邓小平看出“中国的月亮也是圆的”，不仅如此，他还甚至说“比外国圆”。本来用“月亮”作比喻，就是形象的说法，而邓小平的比较法，使这个形象的说法更加生动。
主张全盘西化，实质是否定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和社会主义。如果说认为“外国的月亮圆”还只是一种洋奴思想的话，那么，有人则更进了一步，提出了“全盘西化”的错误主张，这理所当然的遭到了邓小平的严厉批驳。1987年1月13日谈到学潮中一些人的所作所为时说：“要揭露那些别有用心的人，因为他们这次的口号是反对共产党的领导，反对社会主义道路。有些人在搞煽动，使用的语言很恶毒。他们一方面反对共产党的领导，反对社会主义制度，另一方面又主张全盘西化，要把西方资本主义制度全盘搬到中国来。”[86]邓小平反复阐述，我们坚持的是社会主义制度，我们要建设的是具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决不容许自由化思潮泛滥，必须同这些人做斗争。邓小平一针见血地剖析“全盘西化”论的反动实质，就是否定党的领导和社会主义，改变中国社会的性质，走资本主义道路。1987年4月17日会见英国前首相爱德华•希思时指出：“中国有些人主张全盘西化，实质是否定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和社会主义，甚至煽动学生上街。这些人既不了解中国，也不了解西方。他们的言论和行动妨碍中国政治形势的稳定，所以我们迅速处理了这个问题。”[87]1987年4月30日会见西班牙客人时指出：“右的干扰，概括起来就是全盘西化，打着拥护开放、改革的旗帜，想把中国引导到搞资本主义。这种右的倾向不是真正拥护改革、开放政策，是要改变我们社会的性质。一旦中国全盘西化，搞资本主义，四个现代化肯定实现不了。”[88]中国搞现代化，只能靠社会主义，不能靠资本主义。历史上有人想在中国搞资本主义，总是行不通。
要求全世界所有国家都照搬美、英、法的模式是办不到的。上述所说“洋奴思想”和“全盘西化”主张，主要是国内一些人的思想动态，而大肆兜售“照搬英美”论调的则属外国政客。他们散布只有西方民主才是真正民主，只有按照西方模式进行政治体制改革才是真正的改革。邓小平认为，中国的民主制度是符合中国实际的民主，是真正的民主。1987年4月16日会见出席香港特别行政区基本法起草委员会时指出：“关于民主，我们大陆讲社会主义民主，和资产阶级民主的概念不同。我们中国大陆不搞多党竞选，不搞三权分立、两院制。我们实行的就是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一院制，这最符合中国实际。”[89]邓小平对西方资本主义民主的本质和形式做过透彻分析。他在1987年6月12日会见南斯拉夫客人时指出：“资本主义社会讲的民主是资产阶级的民主，实际上是垄断资本的民主，无非是多党竞选、三权鼎立、两院制。我们的制度是人民代表大会制度，共产党领导下的人民民主制度，不能搞西方那一套。”“政治体制改革不能搬用西方那一套所谓的民主，不能搬用他们的三权鼎立，不能搬用他们的资本主义制度，而要搞社会主义民主。”[90]美国人非常自信，认为自己的制度是最好的民主。但这并不符合中国的实际，不能把它搬到中国来。1987年6月29日会见美国前总统吉米•卡特时指出：“人们往往把民主同美国联系起来，认为美国的制度是最理想的民主制度。我们不能搬你们的。中国如果照搬你们的多党竞选、三权鼎立那一套，肯定是动乱局面。”[91]其实，美国民主制度并不是完美无缺，它的效率就很成问题，邓小平对此早就有所批评：“同美国人的事不大好办。美国有‘三个政府’，一个政府叫总统，法院是另一个政府，议会也是个政府，打交道可麻烦了。”[92]“八九”政治风波表明，西方一些人企图在中国推行资本主义制度，阴谋失败后，西方七国决定制裁中国，对此邓小平鲜明指出：“中国永远不会接受别人干涉内政。要求全世界所有国家都照搬美、英、法的模式是办不到的。”[93]我们不在乎别人说我们什么，真正在乎的是有一个好的环境来发展自己。历史充分说明，美国制度的“麻烦”并没有随着邓小平的批评而减少，反而愈演愈烈，什么“债务悬崖”，什么“政府关门”，上演了一幕又一幕被美国人自己所称的历史“闹剧”。
（三）我们也确实需要民主，需要社会主义民主
改革开放之初，我们党就把建设高度民主作为社会主义的目标提了出来，并切实加强民主建设，注重发挥人民民主。1991年10月5日会见朝鲜劳动党中央委员会总书记、国家主席金日成时指出：“在宣布进行政治体制改革时，我就说过，不赞成美国式的民主。我当面对布什以及其他美国人多次讲，我们不会学美国。我们不赞成西方民主，但是我们也确实要民主，要社会主义民主。”[94]邓小平对社会主义民主、社会主义人道主义和人权问题，作了科学阐述。
我们是要发展社会主义民主，但搞西方那一套不行。民主是我们的制度，也是我们的奋斗目标。针对“文革”时期党内民主和社会民主受到破坏的情况，在改革开放之初邓小平反复强调要大力发展社会主义民主。这一点，我们可以从下列讲话中强烈地感受到。邓小平认为，没有民主就没有社会主义，就没有社会主义的现代化，必须建设高度民主。在具有历史意义的1978年12月的中央工作会议上，邓小平发表重要讲话，其中第二部分专门讲民主问题。他说：“当前这个时期，特别需要强调民主。因为在过去一个相当长的时期内，民主集中制没有真正实行，离开民主讲集中，民主太少。”[95]1979年3月30日在党的理论工作务虚会上的讲话，更是把民主与社会主义联系在一起，强调二者的一致性。他说：“没有民主就没有社会主义，就没有社会主义的现代化。当然，民主化和现代化一样，也要一步一步地前进。社会主义愈发展，民主也愈发展。这是确定无疑的。”[96]邓小平还从法制的角度来看民主，强调要逐渐实现民主的制度化和法制化。 “我们的民主制度还有不完善的地方，要制定一系列的法律、法令和条例，使民主制度化、法律化。”[97] “要建设一个高度民主、高度文明的现代化的社会主义国家。四个现代化，特别是高度民主、高度文明，过去没有反映到宪法里，这次要反映进去。”[98]民主是我们的目标，但在追求民主的过程中必须保持国家的稳定。加强社会主义民主不能泛泛地讲“民主化”，也不能追求“形式上的民主”，更不能简单搬用“西方民主”。邓小平1987年6月12日会见南斯拉夫客人时指出：“一般讲政治体制改革都讲民主化，但民主化的含义不十分清楚。”[99]所谓含义不十分清楚，是因为本身并没有区分是社会主义民主还是资本主义民主，是多数人的民主还是少数人的民主。1989年2月26日会见美国总统乔治•布什时指出：“中国正处在特别需要集中力量发展经济的进程中。如果追求形式上的民主，结果是既实现不了民主，经济也得不到发展，只会出现国家混乱、人心涣散的局面。我们是要发展社会主义民主，但匆匆忙忙地搞不行，搞西方那一套更不行。如果我们现在十亿人搞多党竞选，一定会出现‘文化大革命’中那样‘全面内战’的混乱局面。民主是我们的目标，但国家必须保持稳定。”[100]我们必须在社会稳定中推进民主，在加强法制中加强民主。
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是最人道的，保护绝大多数人。过去，我们曾经把人道主义看作是西方资本主义的专利，西方政客也经常拿人道主义做文章，对中国国内事务进行横加指责；同时，一个时期国内有些人也热衷于讨论异化和人道主义问题，造成了一定程度的思想混乱。邓小平对此发表了他的看法。首先，讲人道主义应当是讲社会主义的人道主义，社会主义是最人道的，保护大多数人的安全。1983年9月7日在同邓力群、龚育之等谈到人道主义时指出：“我访问美国之前，一批议员跟我说，卡特要同我讨论人道主义问题。我说我不跟他讨论。要讨论我的话多得很。我的意思很明白，你美帝国主义侵略中国，帮蒋介石打仗，杀了多少人，是什么人道主义？人道主义各有各的含义。社会主义是最人道的，共产主义是最人道的，保护绝大多数人。最后他们没有提出来，要讨论我就翻他的底。”还说：“讲人道主义应当是讲社会主义的人道主义。社会主义必然胜利嘛，最后要战胜资本主义，走向共产主义。”[101]在谈到严厉打击刑事犯罪活动时邓小平指出：解决刑事犯罪问题，在非常状态下，必须依法从重从快集中打击，严才能治住。“我们说加强人民民主专政，这就是人民民主专政。要讲人道主义，我们保护最大多数人的安全，这就是最大的人道主义！”[102]其次，使国家发展起来才是最大的人道主义，国家不发展，人民普遍贫穷，哪来的人道主义！1986年4月23日会见日本前首相福田赳夫在谈到中国的人口政策时说：中国对人口增长实行严格控制，是从自己国家人民的利益出发的，我们力争在本世纪内把人口控制在十二亿。这是中国自己的一项重大战略决策。“中国控制人口，使国家发展起来就是最大的人道主义。”[103]1988年5月24日会见美国客人谈到人道主义问题时指出：中国是个人口众多的国家，到下个世纪中叶人口可能是十五亿左右，而且一定要坚决贯彻控制人口增长的政策。“这是中国的一个关键性问题，说什么人道不人道。什么是人道主义？如果中国到了那时还是一个贫穷的国家，还有什么人道主义可言？至少对中国人民不人道。”[104]第三，美国国会指责我们的人口政策，这是用心不良。“我们控制人口增长取得了很好的效果。美国国会通过决议指责我们的人口政策，这是用心不良，是干涉我们的内政，是他们的政治本质决定的。他们当老大当惯了，到处指手画脚。他们说他们讲人道，我们不人道，其实他们是想让中国走投无路，发展不起来，永远处于落后的地步。”[105]1990年6月30日会见孟加拉总统侯赛因·艾尔沙德。在客人表示要学习中国计划生育的经验时说：“有人骂我们没有人权，说计划生育不人道，有罪。我看讲这个话的人有阴谋，用心不良。计划生育只要符合国家和人民利益，就是正确的，不要去听信别人的闲言碎语。”[106]邓小平坚决顶住来自西方所谓“不人道”的无端指责，坚持了符合中国实际、有利于中国经济社会发展和人民富裕的人口政策。
我们对于人权问题，历来有自己的看法。人权，既是一个敏感话题，也是一些人用来反对坚持四项基本原则的“武器”。邓小平提出，“我们是马克思主义者，我们对于人权问题，历来有自己的看法。”[107]邓小平对当初活跃的所谓“人权”活动的实质给予的揭露和剖析，使人们擦亮了眼睛，同时阐明了马克思主义的人权观。首先，不能借口人权来侵犯广大人民群众和国家的利益。邓小平1979年3月30日在党的理论工作务虚会上指出：“他们还耸人听闻地提出什么‘反饥饿’、‘要人权’等口号，在这些口号下煽动一部分人游行示威，蓄谋让外国人把他们的言论行动拿到世界上去广为宣传。有个所谓‘中国人权小组’，居然贴出大字报，要求美国总统‘关怀’中国的人权。这种公然要求外国人干涉中国内政的行为，是我们能够允许的吗？”[108]对此，邓小平的态度是坚决的。他提出，要批评无政府主义、极端个人主义思想，坚决打击那些专门扰乱社会秩序的极少数人，坚决制止他们的各种不法行为。“我们不能允许借口保护自己的什么人权，侵犯广大人民群众和国家的利益。”[109]第二，讲人权问题，首先要区分“少数人的人权”和“多数人的人权”。1985年6月6日接见参加“大陆与台湾”学术研讨会的海内外学者时指出：“什么是人权？首先一条，是多少人的人权？是少数人的人权，还是多数人的人权，全国人民的人权？西方世界的所谓‘人权’和我们讲的人权，本质上是两回事，观点不同。”[110]西方人权实际上是少数人的人权，而社会主义人权是全国人民的人权，这是本质区别。第三，讲人权问题，还要区分“人权”和“国权”、“人格”和“国格”。1989年10月31日会见美国前总统理查德•尼克松时指出：“人们支持人权，但不要忘记还有一个国权。谈到人格，但不要忘记还有一个国格。特别是像我们这样第三世界的发展中国家，没有民族自尊心，不珍惜自己民族的独立，国家是立不起来的。”[111]1989年11月13日会见日中经济协会访华团时指出：“人权重要，还是国格重要？我看国格是关系国家独立、主权和尊严的问题，是压倒一切的。任何一个人都是国家的一个成员，连自己国家的独立、主权都能背叛的人，值得信任和尊重吗？”[112]因此，讲人权，要正确处理好个人的人权和国家的主权、个人的人格和民族自尊的关系，始终把国家主权、民族自尊放在第一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