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族地区在跨越式发展中出现了一些特定的社会问题，给社会治理带来了较大挑战，亟需社会工作的全面介入。社会工作需要找准着力点回应社会的现实需求，从深层次上解决社会治理面临的突出问题。
民族地区社会治理面临的主要问题
贫困问题。贫困一直是民族地区突出的社会问题。长期以来地方政府着力于扶贫开发。扶贫开发也取得了巨大成效，但目前依然还有数量可观的贫困人口，其中部分人甚至还处在绝对贫困状态。因此，反贫困始终是社会治理的重要目标。新时期政府实施精准扶贫和扶贫生态移民工程旨在使剩余贫困人口在2020年前脱贫。精准扶贫要求识别真正的贫困人口并精准发力，精准脱贫。
快速现代化带来的文化失落问题。交通的不断改善和通讯的发达使现代化的讯息抵达每个角落，而大量外出的流动人口直接接受现代化的洗礼，传统文化因此不可避免地受到冲击，并出现衰落，这种衰落在民族地区尤其来得急，来得快。一些过着怡然自足生活的少数民族同胞在现代化的冲击下，越来越被外部文化所同化，对生活的不足感和不满越来越多。来自外部的植根于“丰裕社会”的消费文化和竞争文化日益摧毁传统文化当中那些美好的伦理准则。文化的变迁带来了人际关系的异化和精神的贫困。
贫困与文化失落产生的留守儿童、留守老人等问题。留守儿童、留守老人本质上是地区发展不平衡以及户籍制度产生的，不仅仅是民族地区，在整个中国社会是一种普遍现象，但是在民族地区表现得尤为突出。民族地区留守儿童、留守老人的比例高，留守儿童、留守老人的问题也更为严重。留守儿童等社会问题的产生不仅仅源于社会结构的缺陷，贫困与文化失落也是其重要原因，至少贫困与文化失落加剧了这些社会问题的产生或者恶化了其后果。
社会工作是加强民族地区社会治理的重要手段
民族地区出现的这些社会问题单纯依靠政府是无从解决的，急需社会工作的介入。首先，民族地区政府较多的社会干预已经带来某种程度的政府依赖和过高期待。长期的扶贫开发让中央政府和地方政府为地区发展和贫困人口输入诸多资源。一方面地方政府因此掌握有更多资源而拥有更强的解决问题的政府能力，另一方面则由于过多干预社会，社会自主性不足。干预越多，社会自治能力越缺乏。干预越多居民对政府也有更多的期待，对政府的依赖也会加剧。但是政府能力终究难以满足居民的期待，最终将影响政府与居民的关系。所以总体上来说，民族地区更容易产生政府与居民的矛盾，从某种意义来说这不是因为政府做的太少，或做的不好，而是因为做的太多。其次，政府属性和相对宏观的工作方法存在许多局限，遵循“助人自助”理念，拥有专业方法的社会工作恰能弥补政府行动之不足。直接到人的精准扶贫以及移民社会适应的个性化问题的解决不是政府所长，政府行为也很难去改变文化失落引致的精神贫困和人际关系异化。总之，社会工作的介入，一方面分担政府的压力，更好调适政府与居民的关系，另一方面以专业方法从微观层面去做好政府不能做与做不好的事。
民族地区社会工作要在精准扶贫与文化重塑上下功夫
西部地区社会治理需要社会工作介入的范围很广，但社会工作的力量毕竟有限。因此，需要抓住主要问题或者根本性问题去推动社会工作的介入。只有抓住了主要问题，找到适当的切入点，社会工作的开展才会有足够的资源，社会工作的介入也才能从更深层次解决问题。
一是社会工作要着力于精准扶贫。精准扶贫作为政府的一项重要行动，一方面因为从中央到地方高度重视聚集了大量资源，另一方面目前的政府行动遇到了较大困难。社会工作运用自身所长，注重从微观层面开展工作，比如为贫困人口进行能力建设以及为其链接资源，使其在政府的扶贫政策中受益。与此同时，社会工作者也可以从贫困人口的角度去进行政策呼吁，使扶贫政策的制定和实施更公平和公正。作为扶贫政策的一项重要内容的扶贫生态移民工程，社会工作可以在其中介入移民的社会适应问题。通过对政府政策的解释疏通政府与移民的关系。通过专业方法从微观层面为移民的生计适应、文化适应、社会交往适应以及心理适应提供帮助。因此，通过政府和社会工作者从不同层面努力，将极大推动精准扶贫目标的实现。
二是社会工作要着力于推动文化重塑。文化重塑包括几个方面，一要恢复传统文化当中依然可贵的价值观、伦理准则，比如对家庭伦理中夫妻关系、亲子关系的重视，对邻里和睦的重视等等，以此回归传统，重塑人际关系。二要对消费主义、拜金主义等植根于“丰裕社会”的某些消极文化进行抵制。对这些消极文化的抵制，克服物质欲望的膨胀，使居民尤其是贫困人口能保持文化的自信，从而有更平和的心态更从容的生活。因此，从这个角度来说，文化重塑不仅仅在于文化的延续和维持，而在于生活秩序、社会秩序的重塑。从社会工作介入的方法来说，社区工作应作为主要方法。文化重塑只有立足社区才是可能的。立足社区，并从个体着手，将有助于问题的解决。
当然，除了精准扶贫和文化重塑外，还有其他许多具体领域需要社会工作介入，比如留守儿童的社会工作介入，流动人口社会工作介入等等，但是从根本上来说，精准扶贫和文化重塑是最为紧迫的。因为这两方面的介入有助于其他领域问题的解决。
（作者单位：贵州民族大学民族学与社会学学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