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事关司法公正与诉讼质量的重大问题——
根据我国国情和司法环境现状，在法官与律师之间设立绿色屏障，以防止法官与律师就案件进行非法活动，实施利益交换，以保证司法活动的廉洁和公正，无疑十分必要。《中共中央关于全面推进依法治国重大问题的决定》就提出：严禁司法人员私下接触当事人及律师、泄露或者为其打探案情、接受吃请或者收受其财物等违法违纪行为，防止利益输送。然而，与此同时，也不能忽视刑事诉讼活动中法官与检察官的关系问题，这不是司法实践中无足轻重的细枝末节，而是事关保证司法公正，维护司法权威的重要问题。
现实中存在着一种思维定式，即法院与检察院都是国家机器，同是一家，应该强调互相支持和配合。因此，习惯做法是，为了案件能够“诉得出去、判得下来”，对一些案件在起诉前检察院要征求法院意见、审理中检法要随时互相沟通、判决前法院要听取检察院意见等。法检这种关系，形成于司法机关以打击犯罪为唯一价值追求的时代。在强调依法治国、建设法治国家、明确打击犯罪与保障人权并重的新时期，法检仍然保持只注重支持配合，追求双方意见一致的关系，就凸显出缺乏正当性和合理性，有悖法治思维和法治原则的弊端。这是一个事关司法公正与诉讼质量的重大问题，应引起重视。
法官在检察官和律师平等地依法履行职责基础上，与检察官和律师保持等距离接触，使法官、检察官、律师形成等距离三角的关系，是法官依照人民法院独立行使司法权的宪法原则，充分地兼听不同意见，对案件作出全面衡量判断，最终通过居中裁判，正确适用法律，作出公正判决的必要条件。如果法官与检察官动辄就作为“一家”，习惯于避开律师沟通案件，那么，就会消解法官不能私下接触律师这项制度的积极意义，甚至会使之变成歧视律师的措施，既让被告人及其律师感到不公平，也造成控辩双方履职机会的更加失衡，不利于维护被告人辩护权。而且很容易导致对案件先入为主，影响法官的客观判断。佘祥林、赵作海等冤案的产生，就与这种偏重有罪意见，无视辩护观点的做法有直接因果联系。
在刑事诉讼活动中，面对法庭，检察官和律师分别作为控方和辩方，都是诉讼活动主体，是诉讼活动的共同参与者和完成者，所以具有平等的法律地位。双方的诉讼任务，都是立足于各自职责，分别向法庭提供证据并陈述对案件事实、情节、证据，以及性质等问题的意见，并且争取法官予以采纳并作出自己期望的公正判决。在诉讼过程中，检察官与律师同样，都应通过公开的活动和意见去说服法官，而不应当在法庭之外，利用不当方式或机会与法官接触，影响法官。
如果说在刑事自诉案件中，法官不能私下会见原告人，不能与原告人保持热线联系随时沟通情况是很正常做法的话，那么，对实际也是原告，不过是代表国家做原告的检察官，也没有理由不这样做。何况法官与检察官行使的是公共权力，公权力只有依法互相制约，才能减少误用，防止滥用。《刑诉法》第七条规定公检法三机关，“分工负责，互相配合，互相制约，以保证准确有效地执行法律”。这也限定了人民法院和人民检察院，应该各司其职，分工负责。法院对检察院的意见可以采纳也可以否定、检察院对法院的裁判可以同意也可以抗诉的相对应的权力，构成了司法权的互相制约。司法权受到制约，就促使了司法权依法行使，使案件质量得到保证。所谓的互相配合，正是通过互相制约，使各司法机关共同的司法宗旨得以实现，保证司法公正的客观效果。如果作为案件审理者的法官与检察官，放弃对司法权互相制约的职责，片面强调配合，随时沟通案件，联合一起共同抗衡对司法权起着监督作用的律师执业权利，那么，就毫无合理性和正当性，本身就是对权力的误用或滥用。
因此，我们对司法活动中的“利益输送”不应作狭隘理解，并非只有公权力与私权利之间会发生利益输送问题。事实上，主张定罪的公权力之间，也可能存在不正当的利益交换。以为法官只有与律师私下接触，才可能产生利益输送的腐败行为，而与检察官私下接触则没有问题，理论上不成立，实践上没好处。既然无论所持是认定犯罪还是否定犯罪的意见，都存在利益输送的风险，都要求法官必须高度警觉，于是，就有必要建立健全法官接人待物一视同仁的严格制度，不给任何人利用任何条件，实施利益交换、破坏司法公正的机会。
让民众在每一个案件中都感受到公平正义，就要求法官必须正确看待和处理与律师、与检察官的关系问题，既与律师建立绿色屏障，也一视同仁地与检察官保持互相制约的关系，使控辩双方表达意见的机会均等，这是法官正确履行职责，树立自身不偏不倚公平公道形象的必然行动。否则，不但影响法官应有形象，而且对司法权威也会造成损害。
（作者为原北京市检察院第一分院副检察长）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