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随着我国进入“稳增长、调结构、促转型”的经济发展新常态，鼓励企业走出去，利用发达国家与地区成熟的市场环境、完善的法律制度以及先进的技术创新与管理经验实现产业转型与升级，是新时期我国“走出去”战略的必经之路。文章从我国企业对外投资区位选择的历史沿革出发，深刻剖析了对外投资区位选择的问题与影响因素，就其对外投资区位选择机制构建进行了探讨。
【关键词】企业对外投资 区位选择 决策机制 新常态
【中图分类号】F7 【文献标识码】A
20世纪90年代以来，在我国的“走出去”政策推动下，越来越多的企业开始进行对外投资活动。2001年至2014年，我国对外投资总量已经从27亿美元增加到1195亿美元，年均增速超过40%，我国已经成为发展中国家最大的对外投资国之一。与发达国家相比，我国的对外投资往往力度更大、速度更快，表现出多渠道、多模式以及投资冒进的态势。在此背景下，加强我国企业对外投资区位选择的研究，对于提高企业投资效率，降低企业经营风险意义重大。
企业对外投资区位选择发展历史沿革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对外经济关系经历了从“引进来”到“走出去”，从“贸易出口”到“资本输出”的发展阶段。信息化时代与经济全球化背景下，对外资本输出有利于使商品与服务供给本地化，对于缓解国际贸易争端、提高企业经营话语权意义重大。我国企业对外投资区位选择也伴随着投资额度的不断增加而更加趋于多元化。截止到2014年年底，中国企业已经在超过160个国家或地区存在投资项目，2014年中国实现全行业对外投资1160亿美元，加上第三地融资再投资，当年对外投资规模已经超过1400亿美元，实现净投资额200亿美元。从历史演进看，我国企业对外投资区位选择经历了三个发展阶段。
起步阶段（1979年～1990年）。改革开放以后，随着人们思想的不断解放，我国逐渐进入了经济发展的快车道，国际贸易合作不断深化。但在当时的背景之下，扩大出口，吸引外商投资等政策倾向较为明显，对外投资政策受到了一定的限制。对外投资地集中在与贸易进口联系度较为密切的东南亚地区，投资产业集中在服装、鞋帽等低端制造业。截止到1985年年底，在海外共设立企业189家，投资总额大约3亿美元。
调整阶段（1991年～2001年）。随着国内改革的不断深化，更多有实力的国有企业表现出了积极参与国际竞争的巨大热情，随着1985年经贸部《关于在国外开设非贸易性合资企业审批程序和管理办法》的颁布，企业对外投资限制得到进一步放宽，对外投资的国家与地区超过90余个，投资目的地开始从以发展中国家为主向投资发达国家转变。企业对外投资的行业选择，开始从低端加工制造业向零配件制造、交通运输、新技术研发以及资源开发等行业转变，部分具有竞争力的企业开始在国际舞台上崭露头角。截止到2001年年底，对外投资已经遍及世界139个国家与地区，投资的区位选择开始注重基础设施良好，法律制度完善以及外部投资环境宽松的发达国家与地区。自2001年“走出去”战略实施以来，企业对外投资的资金、政策以及技术等问题的解决均在较大程度上享受了政策扶植的优惠，尤其是加入世贸组织之后，对外投资的速度以及规模开始进入了新的历史发展时期。
快速发展阶段（2002年至今）。进入新世纪，经济全球化与全球一体化进程加快，资本流动性增强，并开始逐步在全球范围内实现重新配置。中国加入WTO之后，对外投资规模的促进作用显而易见，主要投资地区依然集中在发展中国家，遍及全球156个国家以及地区，但在发达国家与地区的投资比例也在不断提升。截至2013年年底，中国1.53万家境内投资者在国（境）外设立2.54万家对外直接投资企业，分布在全球184个国家（地区），较上年增加5个；中国对外直接投资累计净额（存量）达6604.8亿美元，较上年排名前进两位，位居全球第11位。
企业对外投资选择特征分析
企业对外投资区位选择往往以提高市场占有度、改善经营效率、降低经营风险，并最终实现企业投资收益最大化为目的，这使得企业在进行投资地选择的过程中难以忽视当地经济社会制度的影响。我国企业对外投资面临着区位过度集中、避税区偏好等问题，但也表现出投资主体多元化的良好态势。
投资区位集中过度。由于较为类似的经济发展程度、消费者需求偏好、文化背景等原因，对外投资区位的选择依然主要集中在发展中国家与地区，近些年来，虽然对发达国家与地区的投资规模取得了一定的突破，比例却依然较低。数据表明，超过五成的境外企业分布在亚洲，2013年我国对亚洲、拉丁美洲、欧洲、大洋洲、北美洲以及非洲的投资分布比例分别为71%、13%、6%、4%、3.1%以及2.9%等，在拉丁美洲的绝大部分投资流向开曼群岛以及英属维尔京群岛。过度集中的投资区位不利于实现资本的全球化高效配置，难以满足不同发展背景与阶段市场的资金需求，而且过度集中在发展中国家会面临着较大的不确定性，如政治风险等，若某些国家发生政治动荡，地区形势恶化所带来的连锁反应必然会削弱我国对外投资企业的抵御风险能力。经过最近几年的发展，发展中国家已经在很大程度上掌握了我国制造产品的生产流程、工艺以及技术特征，导致我国对外投资企业利润率一再被压缩。
区位选择避税区偏好明显。企业逐利性偏好使得对外投资区位选择偏向英属维尔京群岛、开曼群岛以及百慕大等离岸注册地避税区。2012年对以上三大避税区的投资总额已经占到我国全年对外投资总额24%。尤其是2014年媒体曝出阿里巴巴集团以及和记黄埔注册地之后，对外投资区位选择开始引起了前所未有的关注。据不完全统计，国内多数知名企业为了享受地方避税优惠政策，均选择在开曼群岛进行注册，企业包括腾讯、百度、搜狐、网易、人人、360、盛大、蒙牛、联想、中国联通、汇源等。企业选择避税区注册固然有逃税的动机，但也与国内宏观经济形势不无关系。2014年以来，美元指数比去年累计上涨10个百分点，成为全年涨幅最大的货币，而人民币也出现了2015年“汇改”以来的最大跌幅，美元走强、人民币贬值加剧了资本外逃。在此背景下不难预测，未来几年，将会有更多企业对外投资将选在诸如开曼群岛、英属维尔京以及百慕大等离案注册地。
投资主体更加多元化，行业集中度高。随着市场改革的不断深入，非国有企业对外投资比例逐渐扩大，国有企业流量比例已经降至四成。数据显示，截至到2013年年底，非金融类对外投资总额累积存量超过5434亿美元，其中国企占比55%，非国有企业与2012年相比上升了4个百分点，达到了45%；从非金融类对外投资流量来看，国企占到总额927.4亿美元中的43.9%，有限责任公司、股份有限公司、股份合作企业、私营企业、外商投资企业分别占比42.2%、6.2%、2.2%、2%、1.3%，投资主体趋于多元化。此外，从投资行业集中度来看，包括租赁和商务服务业、金融业、采矿业、批发与零收益以及制造业等五大行业累积投资总额存量高达5486亿美元，占我国对外投资总额的83%，投资涉及到国民经济各个行业，五大行业的集中度超过了八成。
企业对外投资区位选择影响因素
对于影响企业对外投资区位选择因素分析并未形成统一框架，大多以投资主体、投资母国、东道国以及双边投资协定多维度进行分析。企业投资主体的发展生命周期以及战略动机是驱动企业区位选择的重要动力，母国稳定的宏观经济环境与东道国完善的投资保护制度能够有效分散企业投资风险。
投资主体因素。企业的比较优势与战略目标是影响其区位选择的关键。企业的比较优势取决于不同国家的资源禀赋与配置。东道国作为一个企业发展的全新环境，将不可避免地面临着一定的投资风险，信息不完全也将给企业带来更多的困扰。企业对外投资区位的选择好坏，决定了其比较优势能不能充分发挥作用，因此，投资地区位与企业比较优势的匹配度，应该是对外投资企业考虑的重点问题。企业战略目标是企业长期发展的生命力的体现，直接影响了企业对外投资的产业类型、所有制形式、投资规模以及企业经营策略等，经济全球化背景下，企业战略目标主要包括拓展新兴市场、规避贸易壁垒、获得廉价生产要素以及实现生产全球化战略布局等。
投资母国因素。经济发展与政策因素是企业对外投资的重要驱动力。根据邓宁的投资发展周期理论，一个国家的对外投资总额与其经济发展的阶段水平正相关，经济发展越快，对外投资规模也就越高。发达国家在资金、技术以及管理方面的经验较为成熟，跨国企业垄断绝大多数海外投资。政府的政策因素体现在与其他国家签订区域合作协议、多边国际协定为企业对外投资带来更多的机会。随着改革的不断深化，政府开始鼓励更多有实力的国有企业以及民营企业布局海外，通过财政补贴、税收优惠以及海外保险等制度保障海外投资企业的利益。为完善境外安全“风控体系”，商务部出台了包括《对外投资合作境外安全风险预警与信息通报制度》以及《对外投资合作国别指南》等文件，对我国企业海外投资提供指导参考。
东道国因素。东道国的经济与制度因素是企业对外投资的重要吸引力。东道国的经济因素包括基础设施完善度、资源要素禀赋等。基础设施完善的地区，企业能够高效运送生产要素、中间投入品以及最终产品或劳务到目标市场，大大降低了企业的物流成本。从资源要素禀赋而言，发达国家在技术、资本以及管理经验等方面具有较大优势，企业选择发达国家进行投资，更有利于其参与高水平的国际分工与竞争，学习先进的科学技术与管理经验，充分利用高新技术人才发挥后发优势。此外，政治制度的稳定性、法律制度完善度以及东道国国家信用水平也是吸引外资的重要力量。政治稳定与法律制度的完善关乎企业投资安全，是其考虑的最基本因素之一。在此方面，发达国家因为其稳定的社会环境、完善的法律环境以及发达的信息网络条件成为企业对外投资的首选。国家信用良好，意味着东道国稳定的汇率不会导致较大的外汇风险，而且出现债务违约的几率也较低，降低了企业投资的不确定性。
两国合作与联系因素。东道国与母国之间的“距离”与双边贸易协定影响企业对外投资选择。不同于母国与东道国之间单方制度因素，双边“距离”因素包括地理距离、文化心理距离以及双方经济发展协调度等多个方面。发展中国家投资企业一般表现出非常强的“距离”适应能力，经常以战略资产搜寻为目的进入到不同国家。需要注意的是，“距离”因素作为一种客观存在，而并非一种人为设定的为符合两国利益而实施的改善因素。双边投资协定（BIT）是提高两国合作、保护彼此投资的重要法律协定。20世纪80年代以来，发展中国家签订了大量的双边投资协定，截止到2009年年底，全球BIT总数已经达到2750个，接近30%是由发展中国家自行签订，并在投资准入、争议处理以及投资待遇等内容上日趋完善。
企业对外投资区位选择决策机制构建
企业对外投资区位选择作为跨国企业的重大战略决策，需要因地制宜、量体裁衣，而不能够盲目对外投资。企业对外投资区位选择要从完善企业对外投资适应性机制以及从政府层面保障建立健全法律制度、信息保障制度、海外资产监管制度以及风险监控体系等。
完善企业对外投资适应性机制。企业应该根据自身发展实际制定对外投资战略，不应该随波逐流、人云亦云。对外投资是企业未来发展战略的重要组成部分，区位选择决定未来企业的高度。因此企业应该充分认识自身的优势、劣势，以及对自身面临的机遇和挑战进行充分评估，进而对企业的产业类型、企业规模进行定位。特别值得强调的是企业自身核心竞争力的提高是对外投资区位选择的先决条件，增强自身实力需要企业重视研发投入，提高产品科技附加值水平。企业内部竞争力的提升能够增强企业的抗风险能力，因为面临着复杂的政治经济环境，市场信息不对称使得对外投资远远大于国内投资，企业核心竞争力能够保障企业产品的稀缺价值，辅之以灵活的经营策略，将能够显著降低企业对外经营风险。
不同产业定位及规模实力决定了企业细分市场的选择，对于中小企业，应该以投资风险低的周边国家为对象，充分发挥比较优势扩大市场占有率；而对于实力雄厚的国有企业而言，应尝试与跨国企业进行竞争，开展更为多元的投资活动。
健全法律评估机制。应制定并完善对外投资的相关法律，维护企业的合法权益，使得对外投资企业充分享受到法律的保护。随着中国国际政治地位的提升，中国在世贸组织中也越来越有话语权，中国应该在国际规则允许的条件下制定适合本国的对外投资法律，切实维护对外投资企业的利益，为我国对外投资企业提供安全保障。并有必要进一步完善双方谈判协议，参与多边条约的制定，引导对外投资企业健康有序发展。
完善信息保障机制。对外投资信息不对称容易导致企业的道德风险与逆向选择问题，即便是经过相应的前期调研也不可能完全掌握市场有效信息。政府应该建立与完善信息保障机制，商务部门应该设立专门的服务对外投资企业的信息窗口，为对外投资企业提供东道国环境、产品需求以及投资市场信息服务，有利于企业也充分利用有用信息，降低经营风险。“知己知彼，百战不殆”，中国企业走出去不能打无准备之仗，应当加大对东道国投资环境的认知度，对外国的经营环境进行科学评估与实地调研，总结企业成功投资的经验，吸取亏损企业失败的教训。比如，中铝在缺乏对澳大利亚相关法律法规认识的情况下对力拓进行收购，导致谈判失败黯然收场，就是对对方缺乏了解的缘故。选择对外投资国需要了解的信息包括东道国的政治稳定性、法律制度环境、对外资的接纳度以及文化习惯等，最重要的是对东道国的商品市场价格、市场需求以及市场偏好进行针对性了解，方能在投资中立于不败之地。
完善海外资产监管与风险监控机制。企业对外投资区位选择面临着一系列的风险因素，既包括企业内部决策风险、经营风险以及财务风险等，也面临着包括经济、文化、社会以及制度层面的不确定性风险，有效的识别与管控风险是企业提高经营效率的关键。充分发挥政府的监督管理机制，对企业海外资产进行监管有利于提高企业决策程序合规性以及企业市场评估的合理性，进而有利于降低企业的经营风险。2011年中国超过四成的海外企业是处于 亏损状态，完善海外资产监管体系，保障国家财产安全迫在眉睫。在风险监控机制方面，政府应该设立专门的风险监督管理结构为企业提供咨询服务，提供专门化的对外投资保险制度，充分利用中国信保集团所开展的海外投资保险业务。在当前的政治格局之下，针对动乱地区国家应该通过财政补贴的方式分担海外投资保险产品的购买费用，降低我国企业对外投资的风险水平。
（作者单位：武汉生物工程学院管理学院；本文系湖北省教育厅高等学校青年教师深入企业行动计划项目阶段性成果，项目编号：XD201250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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