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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问的价值和学者的使命

中国古代知识分子做学问,进则恪守“经世致用”,退则秉奉修身养性,其人生轨迹都围绕“用”在运转。

对于学问的价值,中国和西方自古以来看法迥异。古希腊的先哲为了学问而学问,为了求真而求知,遂使得自古希腊以降西方社会就逐步蓄积起求真的传统,真知本身葆有独立的价值:知识即美德,真理即价值。正是这种求真的传统孕育了批判精神和超越思维,并由此引发了西方近代理性主义的勃兴;也正是这种求真的传统孕育了实证主义和逻辑分析,从而促动了近现代自然科学的萌生。换言之,在西方社会,知识本身的价值既外化为一定形态,也彰显为某种物质维度。而中国古代先哲们则是为立业而求学,为求成而求知,久之形成了一种完全有别于西方的学问价值传统:知识本身不具有独立价值,其价值必须在成功的应用实践中才能体现出来。而所谓成功,就是修、齐、治、平落实到具体的政治实践中。所以,衡量学问的成与不成,根本标准是事功的大小——“学成文武艺,货与帝王家”,得到封建王朝的认可和接纳,就是学有所成;反之,即使饱读诗书、学富五车,也是一个学问上的失败者。这种文化传统绵延流布,终致知识的价值失去应有效用,进而也极大地抑制了中国古代自然科学的成长。中西相较,其结果是古希腊为学问而学问的传统衍生出学问的实用价值,而中国古代为求成而求知的积习毁弃了学问的实用价值,并泯灭了真知所具备的批判性、引领性和超越性的品格。

古希腊先哲由于坚持其求真的传统,倡导知识和真理是主观世界的主宰,因而要求“哲学王”的掌控。当他们不能成为“哲学王”的时候,却依旧秉持着自己理论的完美与至上;而中国古代的哲人无论出世还是入世,都始终没有要求知识和学问的统治,没有对自己的独立地位提出诉求,只注重以自己的学问辅佐君王治理天下,而一旦被君王所摒弃,则按照所学的教条养性修身。即便“见素抱朴”、无欲无为,以“无”为最高境界,最终仍是为了“无不为”。总之,中国古代知识分子做学问进则恪守“经世致用”,退则秉奉修身养性,其人生轨迹都在围绕“用”在运转。

毋庸置疑的是,“经世致用”的传统涵育了中国古代文人“鞠躬尽瘁、死而后已”的忠诚品性,培植了他们“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的济世情怀,因而切不可笼而统之地否定这一文化传统。但是,必须看到这一传统的缺陷——除了“致用”不再具有任何价值。只有认识到学问的独立价值,学者才会安于并履行自己的使命。否则,中国古代学者就会由于“学无所用”而度日如年。这绝非要否认学问与实践的关系,关键在于对实践的理解。学者的实践便是钻研学问、提出观点、著书立说、建构体系,以求理论的宏富深邃,如果要求学者将其理论付诸现实,显然有些削足就履、勉为其难。将学者的理论转化为实践,这是政治家的职责。就学者与政治的关系而言,学者的任务不在于参政,而更多在于议政。现在,我们经常把参政与议政相提并论,其实,参政是参与政事,是置身于具体的政治事务之中,而议政则是评论政事,是游离于具体的政治事务之外。参政者“身在此山中”,切近现实但又难免迁就现实;而议政者是局外旁观之人,其眼光更加超拔更加客观。正是参政者与议政者的这种不同职业属性,正是这二者间的张力与平衡,才成为政治实践成功的重要前提。学者为了能够议政,需保留相对独立的地位。假如学者身份附属于政治,可能会给学者的实践带来阻碍,更可能会导致政治实践的失败。

当然,学者并不是不可以从政,只是从政以后,其使命便是尽快做出政绩,直接造福百姓。如果从政之后不务政事,仍以学问为重,政绩平平,无所作为,就很难成为一个合格的政治家,甚至沦为李后主、宋徽宗式的悲剧性人物。另外,如果从政之后以官员身份干预学术,要求学界唯马首是瞻,则绝非聪明人所为。古今中外,一人赢得优秀学者和卓越政治家的双重身份,在学术和政治两个方面都作出了重大贡献,实属罕见。

(作者系哈尔滨工业大学客座教授)

[责任编辑:焦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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