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习式经济战略“渐入佳境”

核心提示: 目前看,习式经济战略已“渐入佳境”,其战略指导思想继续坚持邓小平时代提出的那些原则;战略目标是分别在“两个一百年”的时候,实现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和富强、民主、文明、和谐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其战略重点是新型城镇化,以及早已提出的战略性新兴产业;战略布局是长江经济带建设,京津冀区域协同发展和“一带一路”建设;战略步骤依然为10年一个台阶向前推进;战略措施和手段是全面深化改革、建立自贸实验区、建立亚投行和丝路基金等;经济战略态势的判断是经济新常态。

【摘要】目前看,习式经济战略已“渐入佳境”,其战略指导思想继续坚持邓小平时代提出的那些原则;战略目标是分别在“两个一百年”的时候,实现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和富强、民主、文明、和谐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其战略重点是新型城镇化,以及早已提出的战略性新兴产业;战略布局是长江经济带建设,京津冀区域协同发展和“一带一路”建设;战略步骤依然为10年一个台阶向前推进;战略措施和手段是全面深化改革、建立自贸实验区、建立亚投行和丝路基金等;经济战略态势的判断是经济新常态。

【关键词】 经济战略   战略布局   新常态  

【中图分类号】F12    【文献标识码】A

习式国内经济战略陆续推出的先是新型城镇化战略,然后是长江流域经济带战略,最后是京津冀区域协同发展战略

习近平经济战略分成了两个部分。国内经济战略陆续推出的先是新型城镇化战略,然后是长江流域经济带战略,最后是京津冀区域协同发展战略。新型城镇化战略的推出,在很大程度上是补新中国成立六十多年来只有工业化而无城镇化的课,同时也是启动中国经济新一轮增长,防止中国经济陷入自2008年以来的世界经济持续衰退之中。新型城镇化提出了全面和全新的中国式城市化道路理念和路径,涉及范围十分广阔,面临的机遇与挑战并存,主要体现在土地资源、城市住房建设与供给、户籍制度改革、城市环境保护与污染治理等方面。因而,国家虽然在2014年6月就公布了总体规划,但是半年多过去并没有全面实施的迹象,反而是选定了64个城镇作为试点样板。显然,规划先行,谨慎推进,综合配套,是这个战略的特点。未来,如果按照每年至少提升1%的城镇人口比率推进城镇化战略计算,从目前53%的城镇化水平提升到目前发达国家75%的水平,30年中新型城镇化战略无疑将长期扮演国内经济持续增长带动引擎的角色。

长江经济带战略与京津冀区域协同发展战略同属两个区域性经济发展战略。在此之前,中国沿海经济开放打造了珠三角和长三角两个发达经济区。这之后,西部大开发战略、东北老工业基地振兴战略和中部崛起战略分别促进了三个区域经济的发展。但是,本属沿海开放区域的京津冀区域由于行政体制的分割没有形成区域经济协同发展优势,明显与珠三角和长三角有差距。在习近平2014年2月26日讲话的直接推动下,京津冀区域协同发展战略迅速形成共识,总体规划编制工作步骤加快。这个战略的实施结果或许将打造出世界最大体量的首都经济圈,成为中国区域经济发展一个新的亮点。长江经济带战略是对长三角经济区域发展的一个深度开发构想,以上海经济圈(苏锡杭)为引擎,沿世界最长河流之一逆流而上,向中国经济腹地辐射,将流域内十一个省市区域经济联动起来,将东、中、西部三个经济地带打通,形成一个产业链和价值链上下游贯通的区域经济发展新格局。这个战略的综合效益十分突出,体现了可持续协调发展的理念和绿色环保的原则。

习式国外经济战略更加创新、更加大胆,“一带一路”的战略意义大大超出了前三个国内经济战略

习近平的国外经济战略具有更加创新、更加大胆的特色。这就是所谓构建丝绸之路经济带和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的战略,简称“一带一路”战略。概括起来,这个战略的基本含义是通过加强沿中国古代交往线路上的国家之间的经贸和友谊关系来实现中国梦。遵循的基本原则是优势互补,共建共赢;内外联动,互联互通;政府引导,市场为主;集中资源,重点突破。已经采取的重大步骤有设立亚洲基础设施投资银行(AIIB)、丝路基金,建立与沿线各国的自贸区,推行人民币清算业务等。

“一带一路”的战略意义大大超出了前三个国内经济战略,而且不能把这个战略仅仅理解为是外向型战略。在不久的时间里人们将会看到,“一带一路”战略将会产生巨大的世界性影响。原因在于,这个战略体现了如下的基本战略意图:首先,该战略意图将国内外的经济发展统筹纳入进来;其次,该战略意图把与中国存在过传统历史利益关系的国家和地区重新连接在一起;再次,该战略意图是适应中国重新崛起的客观现实而首次作出的主动外向性选择。

习近平对当下中国所处战略态势的独到分析,就是目前普遍议论的“经济新常态”

习近平时代战略态势出现的时间要晚于战略目标。时隔差不多两年,习近平才有了对当下中国所处战略态势的独到分析和表述,这就是目前普遍议论的“经济新常态”。

2014年12月9日至11日,中央经济工作会议在北京举行。会议认为,我国经济发展出现了新的阶段性特征。这些趋势性变化说明,我国经济正在向形态更高级、分工更复杂、结构更合理的阶段演化,经济发展进入新常态,正从高速增长转向中高速增长,经济发展方式正从规模速度型粗放增长转向质量效率型集约增长,经济结构正从增量扩能为主转向调整存量、做优增量并存的深度调整,经济发展动力正从传统增长点转向新的增长点。认识新常态,适应新常态,引领新常态,是当前和今后一个时期我国经济发展的大逻辑。

笔者之所以如此重视中央经济工作会议的相关内容,一方面是每一句话都非常精炼地表达了习近平总书记对未来战略势态的判断,另一方面也想指出这些战略势态判断中的两个不同方面的差异:客观上已经能够观察得到的趋势和主观上推测成分居多的价值判断。从根本上说,对一个经济体发展的阶段作划分是经济史学家的专长,阶段划分严格依循科学标准和事后数据分析。但是历史不允许战略家等待,等待就意味着错失良机,就会贻害事业。这样在信息不对称和不充分的情况下,就会使得当下的战略态势分析具有一定主观性和风险性。

就消费、投资、对外经贸和产能方面看,过去十年趋势是越来越明显和客观存在的,众多的研究和统计数据已经表明了这四个领域出现的新变化;生产要素优势、市场竞争特点和资源环境约束条件三个方面,在近期3-5年开始出现一般趋势和客观存在;但是有的趋势尚不突出和普遍,如统一市场的竞争依然没有形成。中国区域经济差异如此之大,可能长期都将处于局部市场与全国市场两个市场并存的格局之中,聪明的市场主体会利用这个差异化格局的存在获得比较收益,这正是中国市场迷人之处。既然承认差异化竞争是未来趋势,又为何一定要强求全国市场统一呢?再有,经济风险在各个时期都是存在的。只是这种经济风险被察觉到被预防时,风险度才会大大降低。相反,真正的经济风险来自于全然不知和毫无防范。那么,现阶段中国的经济风险究竟是在哪里,以及规模有多大?这都需要进一步的探讨和论证。

总之,关于未来中国经济所处的战略期态势判断应当是动态的,而不是静态的、权威定调的。陈云同志曾经指出,在大的问题及形势判断上,要不唯书,不唯上,只唯实,要交换、比较、反复。就重要性而言,对战略态势作出理性判断,比制定和推行一项战略举措要难度更大,影响面也更大,因此需要反复观察分析和提炼。对新常态的讨论以至于争议,都是积极的和必要的。对战略态势认识分析越深入、越清晰,就越能在战略上制定切实可行的方案。

习式经济战略是一个逐渐形成、“渐入佳境”的过程

在其他条件具备的情况之下,一国的经济需要有理性而又有效的战略来引领发展,这是中外经济发展历史反复证明了的。做战略思考和制定发展战略对中国人来说并不困难,在历史上就积累了丰富的战略智慧和精神。深切了解中国智慧的美国战略学者基辛格对此深有体会:“在国际交往中,中国人给人留下的深刻印象不是其宫廷盛典,而是深远的战略眼光和谋略。”①他特意用国际象棋和中国围棋形象地比较了中西战略思维差异:国际象棋的战略思维是决战决胜,目标是全胜,或者在双方均无希望取胜的情况下握手言和;而中国围棋的战略思维是持久战,目标是积小胜而取战略包围优势。②基辛格的这个判断基本上是准确的。

习近平的经济战略应该是一个逐步形成的过程。习近平担任党和国家最高领导人伊始,就提出了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的目标。这个目标阐述,一方面继承了邓小平关于实现中国现代化的有关国家和民族的内容,另一方面把实现个人利益的内容突出出来。中国梦包含了国家、民族和个人的内容,使得“三步走”的战略目标更加平民化、通俗化。然而,在国家富强的含义方面,习近平的战略目标又深化一步,提出了“两个一百年”的奋斗目标,即到中国共产党建党百年(2021年)时,实现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到新中国成立百年(2049年)时,建成富强、民主、文明、和谐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显然,两个百年的目标比起中国梦要更明确、更具可观察性。

目前看,习式经济战略已“渐入佳境”,其战略指导思想继续坚持邓小平时代提出的那些原则,补充了政治、经济、社会、文化、军队、党六个建设及其坚持改革顶层设计和底线思维;战略目标是分别在两个一百年的时候,实现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和富强、民主、文明、和谐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其战略重点是新型城镇化,以及早已提出的战略性新兴产业;战略布局是长江经济带建设,京津冀区域协同发展和“一带一路”建设;战略步骤依然为10年一个台阶向前推进;战略措施和手段是全面深化改革、建立自贸实验区、建立亚投行和丝路基金等。按照对战略范式和类型的划分③,习近平的经济战略还是带有赶超型的,但是已经向均衡范式靠拢。从根本意义上说,在中国没有完成现代化强国梦之前,赶超型战略是一种常态。

(作者为中国人民大学经济学院党委副书记、教授、博导)

【注释】

①②亨利·基辛格:《论中国》,北京:中信出版社,2012年10月,15页,19-20页。

③刘瑞、于海涛:《社会经济发展战略流派、范式及中国的组合选择》,成都:《社会科学研究》,2011年第4期。

责编/刘瑞一    美编/李祥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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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责任编辑:郑清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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