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0. 吴敬琏：新常态需要新心态新作为
中国经济以高投资支撑的高速增长持续30多年，现在这种旧常态已不可能继续维持了。原来支撑经济增长的一些动力开始减退，如果找不到新动力，就可能陷入陷阱，停留在中等收入水平而无法超越。既然中国经济由高速增长转入中速增长是客观因素决定的，就要用平常心去对待经济减速的新态势。所谓用平常心态对待，就是不要急急忙忙用强刺激和大规模投资的老办法去把增长速度拉起来，保持较高效率支撑下的中速增长，才是一种合意可欲的新常态。但平常心不等于无作为，全面深化改革能够显著改善经济增长的质量，提高效率，从而从根本上解决我们面临的各种深层次问题。——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研究员 （《北京日报》，2014年12月8日）
31. 李稻葵：中国经济最大的一张网是政府
新常态下中国的大国发展路径如何才能成功？我觉得最关键的是政府这张网。互联网20年前被引进到中国，改变了中国的面貌。的确如此，但是不要忘记，除了互联网之外，中国经济最大的一张网是政府这张网。大到北京，小到每一个村都在这张网里，这张网如果不改善自己的运作效率，如果不跟上形势，那么新常态下的中国经济增长不可能顺利。要想提高这张网的效率，政府必须在很多领域退出，我相信应该逐步地会真正走向改革之路。比退出还难的是政府如何在日益复杂的经济环境中发挥它应有的作用。——清华大学中国与世界经济研究中心主任、教授、博导（新华网，2014年12月17日）
32. 张卓元：混合所有制改革一定要把“肥肉”拿出来
国企中的竞争性行业基本上都是股份制了，混合所有制改革主要讲的就是比较重要的垄断行业，垄断行业把一些竞争业务要放开，然后让民营资本进来。比如说中石化的销售板块，民营企业都很踊跃参加，为什么呢？这是一块“肥肉”，很赚钱。不能老把常年亏损的包袱拿出来，那民营企业肯定不干。拿出来的东西要有一定的吸引力，同时要有个比较合理的估价，避免国有资产流失。垄断行业的非自然垄断的业务都是竞争性业务，这些竞争业务一般都是比较赚钱的，这一块要逐步拿出来，然后引民营资本进来，这样可以把企业搞得更活，实现竞争力提高，实现双赢。——中国社会科学院学部委员（中国经济网，2014年12月16日）
33. 郑新立：当前中国经济运行主要矛盾是需求不足
中国经济下行的原因，从短期来看是受全球金融危机的影响，由于发达国家市场疲软使中国出口增长受阻，引起需求的下降。从长期来看是由于经济周期的影响，从2000-2010年这十年是中国历史上发展的黄金时期，这十年中国经济增长速度10.5%，通胀率只有2.2%。但是甘蔗没有两头甜，这样一个高增长在一定程度上是通过高投入、高消耗和高污染这三高来实现的。我们的投资率这十年上升到历史的最高点，而消费率下降到历史最低点。十年的快速增长积累的矛盾就是产能过剩，产能过剩和需求不足是同一个问题的两个方面。——中共中央政策研究室原副主任、中国国际经济交流中心常务副理事长（经济观察网，2014年6月27日）
34. 刘世锦：判断经济形势，不能只盯着“7.4%”
我国正处在高速增长向中高速增长转换的过程之中，增长速度和增长质量的关系尤为重要。现实中可以看到，有些地方虽然GDP增速不低，但因为主要上的是大项目，吸收当地就业甚少，老百姓得到的实惠不多，资金杠杆加长、风险加大，甚至还可能加剧生态环境破坏。而有些地方增速较前些年有所降低，但就业、企业效益、财政收入、居民可支配收入、风险控制、环境保护等方面情况不错，有的指标还逆势而上。如何保持增长速度与质量的协调，是增长阶段转换期始终面临的重要挑战。质量决定速度，速度服从质量。——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副主任（《人民日报》，2014年7月31日）
35. 周其仁:“政商关系”是中国经济最重大挑战
在我看来，政商关系是最重大的挑战。这一波反腐，老百姓评价挺好的，但更重要的是要把反腐变成一套体制、一种文化，这很不容易。无数人讨论市场应该干什么，政府应该干什么，我的看法是：政府和市场不是两个东西，是一个东西。问题就在，市场当中的政府，权力的边界怎么划，这对我们这个拥有几千年悠久文明的国家是很大的挑战。政府不够强，谁都不听他的，没有政府界定产权、止纷定争，这个市场就垮台。可是政府真要很强，谁管得了政府呢？这就是市场里政府的麻烦。我们没有找到一个“既发挥政府的作用，同时又让权力不出这个轨道”的边界。——北京大学国家发展研究院经济学教授（《澎湃新闻》，2014年11月13日）
36. 蔡洪滨：中国消费被严重低估了
对于中国经济的增长方式，在当前政策导向中的一种主流观点是内需失衡，即“投资过多，消费太少”。这是一个错误的判断，如果按国际可比口径算，中国消费被严重低估了。第一点，也是最重要的一点，中国的住房消费被低估。如果按国际同口径计算，中国住房消费占GDP的比重至少低估5%。第二点，服务部门的消费被严重低估。中国医疗价格是国家管制的，教育价格也被人为扭曲，都未能反映真实的市场价值；中国服务业存在大量的家政、中介等非正式的现金交易，他们的劳动产出没有纳入统计。在中国特殊的会计制度下，政府部门的“三公”消费、企事业单位的各项招待费用，都没有被统计成消费。如果用以上因素对统计结果进行调整，我觉得最保守估计，中国的消费占GDP的比重可以提高大概10个百分点。——北京大学光华管理学院院长、教授、博导（经济参考网，2014年4月27日）
37. 蔡昉:提高“潜在增长率”是中国经济持续增长的要旨
人口红利消失之后，中国经济增长新的动力在哪儿？在人口红利消失后，要向制度要红利、向改革要红利。中国经济面临的真正挑战，不在于短期的宏观经济需求因素，而是长期的经济增长可持续性问题。而保持经济持续增长的根本在于，继续通过改革获得制度红利，通过改革创造更好的生产要素供给和生产率提高的制度条件，达到提高“潜在增长率”的目的。当前中国经济增长速度放缓乃是“潜在增长率”下降导致，因此应该关注供给因素，探索保持可持续增长的源泉。进一步加强结构改革，提高“潜在增长率”，即通过改革获得中国经济持续增长的动力，这是“李克强经济学”的要旨所在。——中国社会科学院副院长、学部委员（《中国青年报》，2014年1月13日）
38. 姚洋:政府再靠招商引资来发展经济行不通
政府的作用应该是阶段性的，当经济扩张主要是外延式的方式发展时，可能政府的作用会更加明显一些。在西部地区，政府的作用还是非常重要的，但对于整个中国来说，特别是沿海地区来说，政府的作用应该发生很大的变化，再靠招商引资来发展经济，这条路可能是走不下去了。中国未来10年到20年的经济增长和过去这20年的经济增长肯定是不一样，需要我们政府仔细地考量一下政府在经济、社会中的定位。中国要成为世界强国，要融入世界，仅有一个经济增长还是不够的，我们还需要一个所谓现代化的国家治理。——北京大学国家发展研究院院长（网易经济学家年会，2014年7月30日）
39. 张宇：经济改革离不开“宪法经济观”
自新中国成立以来，我国相继颁布了四部宪法，五四宪法、七五宪法、七八宪法和八二宪法。与西方国家宪法相比较，我国宪法包含着部分独有内容——由总纲所规定的经济制度和经济建设的方向与原则。这些规范作为经济建设的最高依据，反映了国民经济的社会主义性质及制度特色、制度要求，构成了中国模式的“宪法经济观”。“宪法经济观”所体现的精神，与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所揭示的经济规律是完全一致的。贯彻“宪法经济观”，最主要的是必须一手坚持以公有制为主体，以国有经济为主导，不搞私有化，不搞两极分化，走共同富裕的道路；另一手坚持毫不动摇地鼓励、支持、引导非公有制经济发展，不重回“一大二公”的老路，加强对各种所有制经济组织和自然人财产权的保护。——中国人民大学经济学院院长、教授、博导（《人民日报》，2014年12月4日）
40. 韦森：减税正当其时
经过多年的经济高速增长，中国经济潜在增速下移已现端倪。在中国宏观经济下行的情况下，欲保持较高的经济增长速度，不是再考大规模政府推动的基建投资，而最好和最适宜的宏观政策是减税，不是结构减税，而是总量减税！应该把减税写入政府工作报告。把减税变成整个社会的共识，变成自上而下所有政府的施政主要目标。现在企业不好过，融资成本这么高，劳动成本降不下来这是刚性的，但现在本科大学生毕业后拿到的工资才2140块钱，北京才2400块钱，这还算好，有工作，每年还有300多万找不到工作的呢！在这样的情况下，收入这么低，你考虑的还是政府花钱吗？得要减税，要将减税作为目标。——复旦大学经济学院教授、经济思想与经济史研究所所长、博导（《南方都市报》，2014年4月6日）
41. 余永定：金融领域是危险地带
比较现实的危险是资金成本（利息率）节节上升与产能过剩和经济结构调整导致的实体经济利润率急剧下降之间的矛盾。如果这一根本矛盾得不到解决，危机就可能在某一个领域和某一个环节发生。至于在哪个领域和哪个环节发生则很难预料。 但是，金融领域应该说是个危险地带，金融活动在很大程度上已经脱离了服务于实体经济这一根本宗旨。许多金融机构为了追求高回报而疯狂进行监管“套利活动”。这种现象如得不到遏制，中国经济迟早要出事。中国有必要对整个金融行业进行整顿，加强对金融活动的规范与监管。 ——中国社会科学院学部委员（新浪网，2014年3月7日）
42. 刘元春：破除传统宏观经济稳定的数字教条
中国宏观经济政策的哲学基础和基本理念已发生重大调整——从“短期稳定”向“中长期可持续发展转变”，从“数字教条式的点稳定”向“区间控制”转变，从“先验的合意增长速度”向“不断试错的区域目标”转变。这就要求宏观经济政策调控的基本框架和宏观调控的基本哲学理念必须随之进行调整。宏观经济波动和潜在增速的不确定性的加剧，要求我们必须破除传统宏观经济稳定的数字教条，必须从单一数字扩张到一定的区间，并动态调整，而调整的依据更多的来源于包括失业、通胀、国际收支以及中长期增长等更为基础的参数的实际运行。——中国人民大学国家发展战略研究院执行院长（《人民论坛》，2014年6月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