治理能力现代化是十八届三中全会提出的我国深化改革的总目标。但目前还没有一个统一、权威的理论界定，仁者见仁、智者见智。如有学者认为衡量一个国家的治理体系是否现代化，至少有公共权力运行的制度化和规范化、民主化、法治、效率、协调五个标准；还有的认为，“治理能力现代化”主要是指处理好政府、市场、社会的关系，是要把治理体系的体制和机制转化为一种能力，发挥其功能，提高公共治理能力。
笔者以为，“治理能力现代化”主要是指以国家治理体系为依托，借助制度、机制、政策、技术等因素，促使国家多元治理能力保持协调进步、务实高效的一种趋向与动态过程。“治理能力现代化”至少包括两层含义：一是能力结构，即明确治理能力到底应该包括哪些能力体系？二是能力状态，即明确能力发展趋向，这些能力应该往什么方向发展，应该达到什么样的状态，发挥怎么样的治理效果。据此，“治理能力现代化”，实质上就是在一定时空范围内，多元治理主体之间互动合作、集体行动的多元能力体系及其提升过程，是旨在实现“善治”的基本能力保障。从中国国情来看，“治理能力现代化”应该包含以下几种能力和状态。
决策能力的民主科学化。党和政府是国家治理的主要主体之一，除了政党具备坚强的领导力，发挥核心领导作用外，更需要政府具备强有力的履职能力，其中民主、科学的决策能力，是第一位的。尤其是当前信息多元、爆炸的大数据时代，如何对重大事宜做出科学、客观、准确的判断与决策，考验着政府的智慧和能力。具备和实现决策能力的民主科学化，是治理能力现代化的重要内容和要求。这就要求我们在决策体系建设中，不断创新和完善决策机制，努力建立与市场化、全球化、社会化、信息化、民主化发展趋势相适应的现代决策机制，开辟听取社会民众意见或建议的渠道，尤其是一些专业性强、技术性强的重大事项，要开展专家决策咨询、技术咨询、决策评估等方法和手段，积极探索互联网、社交媒体、大数据等现代技术手段在公共决策中的应用，全面提高决策的科学化、民主化水平。
执行能力的公开法治化。最大程度地优化政策执行环境，减少权力对政策、法律的干扰，确保各类公共政策和法律得到公开、公平、公正的执行，依法严格执行，全面提高政策执行力，是推动治理能力现代化的重要任务。如果做不到依法严格执行和落实，制定再多的法律、规章和再好的政策，始终无法解决现实中的各种矛盾和问题。
调控能力的协调统筹化。一个国家或地区，处于全球化、区域化、信息化的大环境中，经济社会的发展与外部世界紧密相连，特别是当今信息化、网络化时期，发生在全球各地的经济危机、政治危机、社会危机具有更加明显的传导效应。因此，如何从全球视角出发，高度关注政治、经济、社会运行的基本态势，采取灵活有效的手段，发挥应有的宏观调控作用，保持经济平稳运行、政治稳定、社会和谐，预防发生各类风险，既是政府的责任，也是政府治理必备的能力。而这种强有力的调控力，应该突出协调统筹的特征。一方面，从调控手段上看，要应用行政、经济、法律、科技、道德等多种手段，以获取最佳调控效果。另一方面，作为一个人多地广的发展中大国，中国任何政策的出台或调整，都要注重统筹能力，即统筹国内外、统筹城乡、统筹区域、统筹人与资源等重大关系，最大程度地降低政策调整的风险与成本，保持经济社会的总体平稳运行。
协同能力的互动合作化。“治理”与“统治”最大的区别，就在于治理主体的多元化、治理方式的非正式协作与治理资源的整合化，而其中，政府处于核心地位，是绝大多数资源的拥有者、分配者以及公共服务的主要提供者。实现国家、市场、社会三个基本领域力量的相对均衡、相互适应、相互协作，即达到“强政府、强市场、强社会”的格局，才会真正达到治理能力现代化的状态和目标。这说明，治理能力现代化，要求政府必须得具备或拥有一种政策引导和社会协同的能力，全面激发各类社会主体的积极性和创造力，让市场、社会、民众等多元力量都参与国家治理实践，实现不同领域力量的均衡、功能的互补、利益的互惠。这种协同能力的强弱，是由政府与其他主体之间关系所决定的。唯有通过政府职能的不断转移，政府与政府、政府与社会、政府与市场之间形成真正的合作伙伴关系，走向合作、互动的制度化、长期化、长效化，实现政府治理与市场治理、社会治理的良性互动，才能保障国家走向良性发展。
改革能力的综合配套化。治理能力现代化是一个动态的过程，更是一个与现实世界紧密相关和相适应的状态，因此，一个国家或政府，能否具备审时度势，适时适地地推动相关领域不断创新的改革动力和改革能力，是增强国家治理弹性、提升治理能力的重要基础。这一改革能力包含着政治体制改革、经济体制改革、社会体制改革、文化体制改革、生态文明体制改革等方面，具体表现为改革框架的顶层设计能力、改革勇气决心信心、改革动力、改革领导力、改革执行力、改革创新力等。但是，比改革本身更重要的是，这一改革能力强调实现综合化、系统化、配套化，多领域改革要步调一致、协同推动，全面深化改革，而不是表面化的小修小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