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科技使人自由，有时也可推动民主进步。宏观上，互联网冲击着国家政治权力结构，消弱着国家政治权力的执行力，显著扩大着国家政治权力客体的参与面；微观上，互联网拥有“倒金字塔”话语权结构，可实现网民个体之间的快捷互动，出现折射式反射及向网民倾斜。这些解构从某种程度上促成了所谓的“政治解放”。
【关键词】互联网 政治 权力 解构 促进
【中图分类号】D08 【文献标识码】A
科技促进社会的发展，也使人在一定程度上摆脱国家的约束，获得进一步的自由，实现人自身的回归。互联网带来了信息产业和技术的革命，并改变着世界，它给国家政治权力带来前所未有的冲击，从宏观和微观上解构着国家政治权力。这给当下正在实施改革的中国提供了契机，我们要化挑战为机遇，结合国情，审视互联网对国家政治权力的解构内容，发挥互联网在民主政治建设中的积极作用，积极推进与经济建设相适应的民主政治建设。
互联网对国家政治权力的解构
互联网渗透到人们社会生活的方方面面，对社会的经济、政治、文化等产生了深刻影响。尤其需要指出的是互联网络的迅速扩张对人类政治民主产生巨大的影响，正如学者刘文富在《网络政治—网络社会与国家治理》中所述“随着信息技术和互联网的发展而出现的虚拟政治将对国家主权、政治体制、政府管理和政治文化造成相互交织的重大影响”。①目前“解构”一词在学术界、文艺界等颇受青睐，被广泛应用到哲学、文学、艺术、建筑、工业设计等领域。解构主义者主张反权威，反传统，其目标是打破现实社会的结构与秩序，反对理性崇拜，追求多元化与差异。“解构”就意味着对现实的颠覆。②可见，“解构”有破坏、挑战、分解、冲击与影响等内涵。
政治权力是政治主体对政治客体的一种控制和支配能力，政治主体凭借自身的政治资源优势来实现这种对政治客体的控制和支配。③阶级社会中，人将政治权力让渡给了国家，社会发展的目的就是要让政治权力慢慢回归社会，回归人自身。而互联网的出现，从宏观和微观解构着国家政治权力，实现着政治权力的回归。
从宏观层面看，互联网冲击着国家政治权力结构，消弱国家政治权力执行力，显著扩大国家政治权力客体参与面。一是冲击国家政治权力结构。中国是在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基础上建立起来的社会主义国家，而且在建设初期借鉴前苏联中央集权的模式，使得国家政治权力结构具有中央集权、自上而下、垂直控制的官僚科层等级制特征。虽然历经不断完善，实行人民民主专政和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制度，但传统的政治权力结构烙印依然存在。
互联网倾向于水平延伸，具有“扁平化”特征，有利于实现人人平等，对传统国家政治权力结构产生冲击。学者方朋钦认为，与传统民主相比，网络民主的直接后果就是导致传统权威的消解。美国计算机科学家尼葛洛庞帝指出：“只有在网络出现以后，传统的中央集权才会真正解体。”学者刘少杰指出，互联网不仅是使原有权力结构中各方力量对比关系发生了变化，而且信息权力在成长、壮大，使得传统权力结构中由此而注入了一种导致内部持续紧张、变动的新权力。而这种信息权力不仅能冲击传统的实体权力，而且还能助燃“蝴蝶效应”，瞬间成倍放大。
二是消弱国家政治权力执行力。互联网作为一项技术成果，本身不具有价值属性，它以使用者的价值导向而确定。互联网在给人类带来了巨大进步的同时，也产生了不容忽视的负面效应，如现在网上反动、违法、侵权、虚假、色情淫秽信息泛滥，尤其是对社会不公平现象的大量、频繁报道，给人们内心造成负面影响，因此有网友调侃“看半天微博，要看七天新闻联播才能治愈”。
人的意识具有能动作用，它能够指导人们去实践，改造客观世界。正确的意识和错误的意识会产生相反的结果。对于政府的政策、办法，如果人们内心对政府有信心，支持拥护政府工作，那么就会按照政府的规定要求，认真配合，努力完成，这样国家的政治权力就得到有效执行和落实。反之，人们如果因互联网负面信息所影响，质疑政府执政理念和目的，肯定会影响到国家政治权力的真正执行。
三是显著扩大国家政治权力客体参与面。马克思主义认为，国家的产生使政治权力的主体和客体相分离，出现了代表全社会成员共同意志的公共权力机关，而对于社会绝大多数成员而言，他们成为了权力的客体。这是社会发展的必然，随着社会的发展，政治权力最终将重新完全回归社会，即权力主体和权力客体的再度合一。可见，公民参与政治的状况一定程度上折射出社会的发展进步。由于我国特殊的国情，深受封建社会、前苏联体制、工业化运行模式的影响，尤其是公民参政素质不高、意识不强，导致公民参政积极性不高，参政公民与国民比例不高。
互联网的出现显著改变了这种状况。它的开放、互动、跨时空、即时性、低门槛、趣味性等特征，使其成为人们日常讨论交流的重要平台，成为影响着个人、群体乃至我们整个社会思想与行为的潜在力量。公民可通过网络参与政治，发表意见。学者方朋钦认为，网络民主具有许多明显优势，它突破了传统地理空间、信息沟通方式和获取途径的限制，使得民主能以较低的代价，即时间、金钱成本较低，而在较大范围内实现。
从微观层面看，互联网带来了“倒金字塔”话语权结构，网民个体之间的快捷互动，出现折射式反射和向网民倾斜。一是“倒金字塔”话语权结构。话语权就是说话权，即控制舆论的权力。它决定社会舆论的走向。现实社会中政府掌管着舆论媒体，作为中间层的各行各业的精英也大多听命于政府。从话语权上讲，政府有最高的话语权，呈现出政府—中间层—普通民众的金字塔式结构。而在虚拟网络社会中，信息权力的最大主体已不再是传统社会中意识形态和政治权力的掌握者，而是在人数上占绝对优势的由广大普通社会成员组成的网民群体。计算机和现代通信技术的普及应用，基本使社会成员都具备了发布信息、表达观点、参与交流和抨击时弊的条件和能力，都成为信息权力的掌握者和施行者。加之网络的开放性，任何人均可上网注册，基层民众人数众多，他们形成强大的网络话语权。而政府虽然享有一定的技术优势，但由于网络自身的开放性、平等性，使得自身的优势在虚拟网络环境中大打折扣，加之网络社会中政府工作人员又少，政府的声音常常消失在基层网民大军声音的“海洋”中。这样就形成了与传统社会不相对等的“倒金字塔”话语权结构。
二是网民个体之间的快捷互动。在互联网网状传播模式下，任何一个信息源都可以成为传播的中心从而使网络传播没有了中心，这样政府就丧失了对信息的垄断能力。网民和网民之间可以实现信息交流、共享等。和传统时代的传播相比，网络传播的一个最大不同是，使传播模式中受众之间的互动成为可能。而且这种“可能”十分方便快捷。在现实社会中，由于民众是单个的个体，在强大国家政府的影响下，个体思想易受国家政府的主导。但网络社会中，单个个体之间可进行信息交流，形成一个大的集体，大大消解了政府主导的意识形态，还以强大的集体力量反作用于政府。
三是出现折射式反射。通常情况下，排除人为因素，现实社会中政治权力依靠强有力的行政手段，可触及到社会任何一个地方。在整个执行过程中，不存在政治权力的弱化。网络社会本质上是一种数字化社会关系结构，网络社会的社会结构具有中观的技术性结构特征，它不同于传统宏观和微观的社会结构。这一中观的技术性结构特征弱化了现实社会的意识形态和制度文化。④当政治权力触及到网络社会中，针对政府的政策、规定，网民可直接在网络发表看法，提出质疑，有一部分权力将被反射回来，只有剩余的部分权力在网络社会中起作用。
四是向网民倾斜。网络社会中，权力的天平倾向了受众的一边，而所谓意识形态的传播也许会被当成一个笑话。⑤在网络社会中，一些商业网站、网络媒体为追求经济利益，吸引网络民众眼球，在没有弄清事件真伪之前，就早早爆料敏感事件，喜欢用一些极具诱惑、噱头的词语来报道，上传“标题党”新闻，迎合网络民众内心需要。有些网络“意见领袖”、“大V”、网络达人、网络技术精英等与网络企业相互利用，有些网络精英本身就是网络企业工作人员，他们为追求物质利益，利用自身特殊的网络地位，与商业网站、网络媒体合作，有时甚至不惜利用造谣等非法手段，迎合网民需要，获取网民支持和关注。
抓住机遇，顺势而为，有序推进民主政治建设
深刻领会马克思主义的民主政治思想，认清民主政治建设的必要性。马克思在《关于现代国家的著作的计划草稿》提到了“集权制和政治文明”。他认为，无产阶级专政只存于过渡时期。社会主义社会时期，理论上讲，不存在无产阶级专政。从社会形态发展的分析中得知，原始的民主制是原始社会的氏族或部落内部的一种议事制，而不是一种政治形式。私有制产生后，国家政治权力在奴隶社会、封建社会、资本主义社会分别以贵族制、王权、现代民主的形式出现。马克思在对政治体制的分析中，把现代国家的政治文明看作是与集权制相对立的一个范畴或一种执政权力形式。⑥我们要深刻吸取“文化大革命”的沉痛教训，吸收资本主义民主政治的有益成果，建设社会主义社会的政治文明。
马克思在《论犹太人问题》中对“宗教解放”、“政治解放”进行了批判，提出了“把人的世界和人的关系还给人自己”的“人类解放”思想，但毋庸置疑，“政治解放”是人类社会的重大进步，正如马克思所言“任何一种解放都是把人的世界和人的关系还给自己”，当然政治解放也是“一次解放”，即马克思所说由“政治动物世界”向“民主的人类世界”的转化。此时虽然不是“自由的人”，但毕竟是人，是巨大的进步。⑦中国是在“前现代化”的贫穷落后的情况下走上了社会主义道路，我们迫切的任务不是立即去实现共产主义要实现的那个“人类解放”，而是在社会主义条件下，去实现别的资本主义国家要实现的现代化以及“政治解放”。⑧
前苏联的解体深刻印证了不能“跳越”资本主义“卡夫丁峡谷”的设想。教训是深刻的，沉痛的。马克思说：“一个社会即使探索到了本身运动的自然规律，它还是既不能跳过也不能用法令取消自然的发展阶段，而只能缩短和减轻分娩的痛苦。”前苏联虽然创造了可以和美国相抗衡的经济实力，但它没有实现“政治解放”，也更谈不上“人类解放”。邓小平早在1986年就指出：“只搞经济体制改革，不搞政治体制改革，经济改革也搞不通。”可见，实施政治体制改革，加强民主政治建设是当下的必然选择。
稳定是前提，互联网的管理要坚持以人为本，发扬实干精神。在以互联网为抓手推动民主政治建设的过程中，稳定是不容回避的问题。互联网是社会的“晴雨表”。网上突发事件可能导致现实社会中突发事件的发生。更可怕的是，网络是没有国界的，理论上你可以浏览世界任何一个接入Internet国家的网络信息，而这个互动是彼此都可以实现的。这是以往任何媒体都不能达到的，它就像一个通道，实现海量信息的跨国界自由流动。互联网以一种虚拟的方式推进全球化，且这样方式具有隐蔽性和不可测性。不可否认，网络充斥着各种思想观念、负面信息，长期接触负面信息肯定会对思想观念带来不利影响。由于特殊的意识形态，国外“分化”、“西化”中国的图谋一刻也没有停止。随着中国的崛起，一些国家更是想方设法遏制中国，网络成为他们的重要渠道，散播不利于中国发展的负面信息，对人权等进行攻击，而背后针对的就是国家主权。
在互联网管理上，更加尊重互联网的内在本质特性，注重互联网的扁平化、去中心化、自由性特点，少生搬硬套传统社会管理模式和做法，而是结合这些本质特征，着眼长远，从制定互联网的技术规则入手，从技术源头管理互联网。现实中，对于网络的监管，不仅仅是删帖，抓一些在网上散播谣言的人，而是要力求找到背后的原因是什么，网民为什么会在网上造谣，他们的心态是怎么样的，为什么会造成这种心态。如果党的各级领导、政府官员能够发扬为民服务的实干精神，积极关注网络行为，参与网民交流互动，党和政府不仅能增强同群众的联系，自觉抵制消极腐败现象和不良风气，而且还能获得更多直接源自现实生活的新思想、新做法，那么有助于克服任何的挑战。
利用互联网优势，借鉴前苏联解体的教训，有序推进民主政治建设。基于以上对互联网带来巨变的分析，我们得出互联网作为一种新媒体、新技术，它的推广应用对于推进民主政治建设具有里程碑的意义。网络的出现，极大地强化了大众的知情权和表达权。当代最著名的社会学家和都市研究的权威学者之一曼纽尔·卡斯特尔（Manuel Castells）指出，互联网可以变成由下而上的参与、交流、控制、影响决策的工具，具有民主化潜能。当下，公民实际上是可以运用互联网去监督政府，而非独政府监督公民。人们可通过互联网与政府工作人员互动，评价国家政治生活和政治决策，对社会政治体制、意识形态等发表评论，持续对政治权力、意识形态起作用。
卡斯特尔认为，集权必然导致国家政权、意识形态及军事力量的强大，个体的关注和创新驱动受到抑制。前苏联的解体是由于其集权的思维模式和“工业主义”的发展方式不适应信息社会、网络社会的要求所致。面对网络技术、信息技术的发展，政党、国家该如何适应它，并充分利用好这些技术革命带来的成果。借鉴前苏联的教训，我们要积极推进政治民主进程，加强制度建设，完善人民代表的选举办法，扩大基层民主，切实保障人民当家作主。同时，把教育作为推进民主政治的支柱，切实重视教育，提高国民素质，营造自由、和谐的社会环境。
（作者为电子科技大学博士研究生、重庆交通大学讲师；本文系重庆交通大学党建工作专题项目“大学生党员党性教育路径研究”阶段性成果）
【注释】
①刘峥：“网络空间中的政府治理研究—基于我国政府网络管理与网络发展的关系视角”，西北大学硕士学位论文，2011年5月，第5页。
②程曼丽：“从历史角度看新媒体对传统社会的解构”，《现代传播》，2007年第6期，第95页。
③莫坷，魏维：“浅析互联网的应用对政治权力社会化的影响”，《前沿》，2011年第20期，第128页。
④戚攻：“网络社会的本质：一种数字化社会关系结构”，《重庆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3年第1期，第150页。
⑤苏颖：“网络乌托邦、网络帝国与网络共和国”，《研究生法学》，2009年第5期，第146页。
⑥戴圣鹏：“政治文明与现代民主—马克思恩格斯的政治文明思想研究”，《学术研究》，2012年第10期，第38页。
⑦⑧杨筱刚：《马克思主义：“硬核”及其剥取》，北京：人民出版社，2006年7月，第340页，第342~343页。
责编 / 张晓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