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0月22日，中欧国际工商学院的“大师课堂”迎来了年近八旬的诺贝尔物理学奖得主丁肇中教授。从他与观众诚挚的对话中，我们得以一窥这位在科学之路上踽踽独行的“孤独行者”的内心世界。
问：我曾经看科学家传记，一个章节写的是爱因斯坦，当时他是瑞士专利局的一个雇员，他说他研究相对论的时候晚上把门关上，这个门很厚，几乎听不见外面的声音，他在里面沉思那些人们根本没想到的问题。请问您进行科学研究的时候，需不需也把一扇门做得很厚，躲在一扇门后面思考？您是怎么思考问题的？
丁肇中：说得非常对，我也需要安静地思考。作为一位物理学家，最主要是需要一个题目，选题目是最重要的。通常我选了题目、准备做这个实验以后，我会找一位或者两位世界上顶尖的科学家，跟他谈一谈，我要了解他们的观点，而不是要接受他们的意见。1994年我在原子的世界里走来走去，这个实验别人从来没有做过——宇宙是怎么来的？这个工作后来有600名科学家参与，而当时几乎所有的航天专家都认为这是不可能的。
问：我们知道爱因斯坦相对论有一个前提，一切物质的速度都不能超过光速，那么丁教授有没有计划用实验的方法去证明有这样一种物质，它能够超过光速？
丁肇中：我认识一个人，他的智商是186，人的智商通常是100左右。他曾经跟我讨论过有没有超过光速的可能性，这是40多年前的事情了。这是个很重要的思想，因为到宇宙的边缘有几百万、几千万光年。但我只能说到现在还没有找到任何超过光速的物质。
问：丁教授，能否跟我们分享一次印象深刻的失败？
丁肇中：很抱歉，到现在还没有。
问：我的问题是，您如何看待中国文化以及西方文化的影响？
丁肇中：我觉得我没有资格回答这个重要的问题。我只能说，我在中学念书的时候，对中国历史，对物理、数学特别有兴趣，我所谓有兴趣是花很少的时间考最高的分数。我小时候对中国历史非常感兴趣，常常考100分。但后来我发现研究中国历史对我来说是很困难的，因为不容易发现真实情况，中国每一次改朝换代，往往第一件事就是改历史，别的我就没有资格说了。
我绝大多数时间都在实验室里，很安静地想目前正在进行的有关宇宙起源的实验。今后十年不可能有人再做同样的实验，所以假使我做一个错的实验，会影响整个物理学的发展。因此我早上七八点钟离家到实验室去，晚上九十点钟回家，这包括星期六、星期天。因为在天上，空间站是飞着的，不能停的，所以对我来说，没有星期六，没有星期天，没有端午节、中秋节、春节，任何节都没有。
问：您和那么多不同国家、不同地域的科学家一起工作，您遇到最大的挑战是什么？您又是通过怎样的方法把整个事情做成的？
丁肇中：你说文人相轻，物理学家也不例外。比如刚才说的太空站的实验，用什么尺寸的仪器由我决定。而每个国家都有自己的模型，做自己的测验，我只能选一个，怎么选呢？通常在建造仪器的时候，我会开一次会，我坐在上面，所有的科学家坐在下面，然后我静静地听，不管是大学校长、国家实验室主任、教授或者是本科生，都可以发言，我唯一的要求就是一个人发言，下面的人不能走来走去，让所有人都静心听。假使我听懂了，我就做一个决定；假使我有一点不懂，我一定告诉大家我不懂，等我弄懂了以后再做决定。
做这个决定完全是靠技术，我认为哪个是最保险的、最精确的，做了这个决定以后，任何人不能改。为什么大家听我的决定呢？因为到现在为止还没有做过错的决定。我虽然组里有很多人，但我从来不和任何人私下来往，很多人认识了三四十年，除了在办公室讨论问题，我和任何人来往都要冷静分析，不能把人与人之间的事情和科学的事情放在一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