法治中国的历史回顾与模式特征
冯玉军
从1978年底至今，中国共产党推行的改革开放已经35年了，在这个崭新的时期，中国的法治发展同经济社会领域一样，都取得了令世人瞩目的巨大成就。可以说尽享“后发”优势，创造了“中国奇迹”。在此之际，回顾法制改革的不平凡历程，总结法治中国建设的特征，对全面推进依法治国进行战略性前瞻，有十分突出的现实意义和理论价值。
一
按照法治理念、法律制度、法律实践三位一体的动态视角，可以较为清晰地描述改革开放以来的法律发达史。其大体分为三个阶段：
第一阶段（1978-1996年），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开启了中国社会主义民主法制建设的伟大航程，完成治国理念从专制向法制的转折，并以制定1982年《宪法》、1986年《民法通则》等法律法规为标志，不断推进党和国家领导制度变革，初步实现了社会治理的法律化、制度化。
砸烂公检法、否定法治作用的“文化大革命”结束后，保障人民民主、加强法制建设成为国家最重要的工作之一。邓小平在十一届三中全会讲话中明确提出：“为了保障人民民主，必须加强法治。必须使民主制度化、法律化，使这种制度和法律具有稳定性、连续性和极大的权威，不因领导人的改变而改变，不因领导人的看法和注意力的改变而改变。”在彭真同志具体领导下，1979年上半年，五届全国人大法制委员会仅用了三个月时间，就制定和颁布了刑法、刑事诉讼法、全国人大和地方各级人大选举法、地方各级人大和地方各级政府组织法、人民法院组织、人民检察院组织法、中外合资经营企业法等七部法律。1980年11月22日《人民日报》发表的《社会主义民主和法制的里程碑》评论员文章指出：“对林彪、江青反革命集团的审判，是我国民主和法制发展道路上的一个引人注目的里程碑。它充分体现了以法治国的精神，坚决维护了法律的权威，认真贯彻了社会主义民主和法制的各项原则，在国内外引起了强烈反响，具有除旧布新的重大意义。”这是最早使用“以法治国”的重要文献。此外，恢复重建人民法院和人民检察院，复查“文革”期间所判处约120万件刑事案件并为大量冤假错案平反，《宪法》强调要维护宪法与法律的尊严与权威，《民法通则》为市场经济运转提供了基本的法律原则与制度等等，为确立依法治国方略奠定了坚实的理论与实践基础。需要指出的是，党的十四大提出“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战略方针后，法学界随之掀起了“法制”和“法治”大讨论。现代法律精神得到弘扬，体现计划经济和僵化教条的法律观念、法律政策得到清理，宪法对经济问题的表述也做了重大改变：强调资源配置的市场经济导向和国有经济实现形式的多样化，承认私有经济、非国有制经济是社会主义经济的重要组成部分等等。
第二阶段（1997-2011年），党的十五大确立了“依法治国，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基本治国方略，继而载入宪法，使法治的地位和作用获得高度重视，法律价值成为国民精神和国家形象的重要元素，保障人权、限制公权、程序公正等法律原则在立法司法中得到体现，实现了从法制到法治的第二次飞跃。
首先，在当代中国，法治常被人们称为“依法治国”和“法治国家”，意指国家依靠正义之法来治理国政与管理社会，并使权力、责任、权利和义务等得到合理配置的社会状态。法治方略确立后，宪法多次修改，增补了“我国将长期处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国家尊重和保障人权”，“公民的合法的私有财产不受侵犯”，“国家鼓励、支持和引导非公有制经济的发展”等重要内容，极大地促进了经济改革与社会和谐稳定。其次，以加入世贸组织为契机，进行了一系列相关立法和法律清理工作，诸如1999年创制的新合同法结束了原来“三足鼎立”的局面，2001年全面修订了著作权法、商标法和专利权法等，比照国际通行规则推进我国法制改革，取得很好的效果。再次，由中共中央政法委牵头成立司法改革领导小组，组织国家统一司法考试，不断推进司法改革，创新庭审、羁押以及证据认定规则，从制度上保证司法机关依法独立公正地行使审判权和检察权。最后，国务院先后发布《全面推进依法行政实施纲要》和《关于加强法治政府建设的意见》，提出建设法治政府的奋斗目标和实施办法，着力提高行政机关工作人员特别是领导干部依法行政的意识和能力，科学决策，严格执法，政务公开，监督问责，打造责任政府和服务型政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