正如对精英的历史作用过于放大是一种极端，对精英作用的漠视和否定，同样是一种极端。
精英包括了社会上相对于一般大众而具有影响力的阶层。有学者认为，人类的任何政治都是精英政治；人类任何政府模式，都是精英治理。经典的精英民主理论的一个核心是，在一个社会中，由少数人作出最重要的决策。这种理论的源头，可上溯到古希腊的柏拉图，但这一理论的现代阐发，则是意大利的两位重要政治社会学家维尔弗雷多·帕累托和盖坦诺·莫斯卡。
帕累托强调“精英”与“非精英”之间的区别。一方面一个精英阶层可以由另一个精英阶层所取代；另一方面，个人在精英和非精英两个层面上对流。莫斯卡的精英理论与帕累托没太大区别，认为从很不发达的文明时代，到最先进的现代社会，都存在两个阶层——统治阶层与被统治阶层，精英属于前者。
中国近代思想家梁启超说：“历史者英雄之舞台也，舍英雄几无历史”，认为大人物“心理之动静稍易其轨，全部历史可以改观”。英国思想家T·卡莱尔认为，全世界的历史“实际上都是降生到这个世界上来的伟大人物的思想外在的、物质的灵魂”。这种观念，在德国哲学中有着深厚的思想基础。19世纪德国青年黑格尔派中一些学者，把具有“批判的头脑”的个人看作是历史的创造者。黑格尔虽然认为历史不是个人随心所欲的结果，而是由某种客观精神决定的，但他同时强调：伟大人物是“世界精神”的代理人，所以他称拿破仑是“骑在马背上的世界精神”。
人类在20世纪政治理论舞台上，参与民主论与精英民主论一直演着对手戏。参与民主理论认为，精英政治存在着一些自身难以克服的重大缺陷。的确，简单化的精英决定论是不能客观描述历史发展的。但问题另一面是，精英的意识和理念是历史前行的发动机，人民创造历史，但是他们的力量和智慧总是集中在其代表者的活动中，并在领袖人物领导下从事历史创造。具有讽刺意味的是，为米歇尔斯提供“寡头铁律”素材的，正是欧洲社会民主党的组织结构。在这样的民主组织中，最终还是产生了精英统治。
正如对精英的历史作用过于放大是一种极端，对精英作用的漠视和否定，同样是一种极端。精英是一种社会存在，正视精英比漠视精英更合乎历史的逻辑，更重要的是，应当看到精英背后的精神特质，精英总是以精英文化为其特征的。这种精英文化构成，大体可以归纳为：
其一，忧患意识。忧患意识是精英的天然品质，没有忧患的精英，不是真正的精英。所谓忧患意识，是对社会、对民众、对未来有着一种深沉忧虑之心和苦难意识，即范仲淹说的“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这是一种悲天悯人的情怀。
其二，标杆意识。严格说，精英是用来提供社会模仿的。正如德国哲学家费希特说的：“如果出类拔萃的人都腐化了，那还到哪里去寻找道德善良呢？”如果知识分子精英只为稻粱谋，为求名求利奔忙，就与真正的“士”相差很远。
其三，良心意识。精英是一个社会的良知。萨特说，一位原子能科学家在研究原子物理时不是个知识分子，但是，当他在反对核武器的抗议信上签名时就是个知识分子。精英是洞察社会幽微的先知，是维护社会正义的力量。在民族存亡之际，精英担当“国家兴亡、匹夫有责”的历史重任，在民众沉浮麻醉之际，精英“我以我血荐轩辕”，在和平发展时期，精英是时代精神的养护者。
其四，参与意识。孔子在《论语》中说“士而怀居，不足为士矣！”精英掌握知识和其他社会条件，有着天然的参政议政的力量。盛唐气象中，知识分子群体的灵魂所在，在那样一个不愁吃喝的社会里，他们不仅吟风咏月，更为民众表达疾苦，为治国理政提供方略。真正的精英须有强烈的社会责任心和历史担当，正如南怀瑾先生说的，仁是知识分子的责任，“要挑起这样重的担子，走这样远的路，就必须要养成伟大的胸襟、恢宏的气魄和真正的决心、果敢的决断、深远的眼光，以及正确的见解”。
（作者系上海学者，公共问题专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