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巩固和发展社会主义制度，还需要经过很长的历史阶段
对我们改革开放取得的成就邓小平是自豪的，但对我们存在的问题也是清醒的，特别是对我们建设和发展的长期性、艰巨性估计得是充分的。1992年春天南方谈话中指出：“我们搞社会主义才几十年，还处在初级阶段。巩固和发展社会主义制度，还需要一个很长的历史阶段，需要我们几代人、十几代人，甚至几十代人坚持不懈地努力奋斗，决不能掉以轻心。”[113]因此，必须不断改革，通过改革找到社会主义制度的实现形式；必须不断加强制度自身建设，树立长期作战思想；必须用加快发展生产力、推动社会发展进步的实践来证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的生命力。
（一）改革是社会主义制度的自我完善，我们找到了一条路子
改革是中国的第二次革命，是社会主义制度的自我完善，改革也是选择好的政策。这是邓小平对改革与社会主义关系的最好说明。1985年9月23日在党的全国代表会议闭幕会上指出：“改革促进了生产力的发展，引起了经济生活、社会生活、工作方式和精神状态的一系列深刻变化。改革是社会主义制度的自我完善，在一定的范围内也发生了某种程度的革命性变革。这是一件大事，表明我们已经开始找到了一条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的路子。”[114]还说，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决定改革，“就是要选择好的政策。”[115]这个“好的政策”，首先就是实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在此基础上探索具体的实现形式。
社会主义也可以搞市场经济，市场也可以为社会主义服务。社会主义与市场经济的关系，是邓小平思考社会主义制度与实现形式关系的一个突破口。从公开发表的文献来看，邓小平一生中讲话谈话涉及市场经济问题有10多次。由于1979年11月26日会见美国不列颠百科全书出版公司副总裁弗兰克•吉布尼和加拿大麦吉尔大学东亚研究所主任林达光等人的谈话，两位客人提问时都使用了“市场经济”的提法，因此自然也就成为邓小平“社会主义也可以搞市场经济”思想的第一次公开表述。我们这里重点加以讨论。谈话中吉布尼的问题是：“我看到中国人民的积极性正在被调动起来，是很了不起的，但是不是可能在将来某个时候，虽然中国仍是个社会主义国家，但在中国社会主义制度范围之内，在继续中国社会主义经济的同时，也发展某种形式的市场经济？”[116]这个问题是比较尖锐的，因为要回答社会主义制度与市场经济的关系问题，必须直面搞市场经济会不会影响社会主义制度这个根本问题。可能是第一次遇到需要在这个问题上发表看法，我们看到邓小平的回答还是比较谨慎的。他说：这个只能是表现在外资这一方面。“外资是资本主义经济，在中国占有它的地位。但是外资所占的份额也是有限的，改变不了中国的社会制度。社会主义特征是搞集体富裕，它不产生剥削阶级。”[117]事实上已经肯定了外资部分属于市场经济，但它“改变不了中国的社会制度。”这就从根本上解决了社会主义制度与市场经济能否相容的问题，但还没有深入到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本身。也许是对邓小平的回答感到不解渴，也许是认为还可以进一步深入下去，另一位客人林达光的问题则显得更加直接：“您是不是认为过去中国犯了一个错误，过早地限制了非资本主义的市场经济，这方面限制得太快，现在就需要在社会主义计划经济的指引之下，扩大非资本主义的市场经济作用？”[118]由于有第一个问题作铺垫，邓小平对这个问题的回答就显得得心应手多了。他肯定地说：“说市场经济只存在于资本主义社会，只有资本主义的市场经济，这肯定是不正确的。社会主义为什么不可以搞市场经济，这个不能说是资本主义。我们是计划经济为主，也结合市场经济，但这是社会主义的市场经济。虽然方法上基本上和资本主义社会的相似，但也有不同，是全民所有制之间的关系，当然也有同集体所有制之间的关系，也有同外国资本主义的关系，但是归根到底是社会主义的，是社会主义社会的。市场经济不能说只是资本主义的。市场经济，在封建社会时期就有了萌芽。社会主义也可以搞市场经济。同样地，学习资本主义国家的某些好东西，包括经营管理方法，也不等于实行资本主义。这是社会主义利用这种方法来发展社会生产力。把这当作方法，不会影响整个社会主义，不会重新回到资本主义。”[119]这里有几个重大的理论创新需要我们给予重视。一是回答了社会主义与市场经济的关系，第一次提出了“社会主义的市场经济”这个概念（令人遗憾的是，13年之后，1992年召开的党的十四大才正式提出经济体制改革的目标是，“建立和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第一次提出了“社会主义也可以搞市场经济”这个结论，使人振聋发聩，让人耳目一新；二是回答了市场经济与资本主义的关系问题，提出资本主义之前和其后各种社会形态都有市场经济，市场经济不是资本主义的“专利”，使人大开眼界，拓展了视野；三是回答了学习资本主义与发展社会主义的关系问题，提出学习资本主义只是“当作方法”，目的是发展社会生产力，而不会影响整个社会主义，使人思想大解放，放下包袱。
有趣的是，或许是对中国改革实质的不够理解，也许是对中国改革进程的某种担忧，还是6年前的那个美国人，1985年9月10日与邓小平又一次会见的时候，再次提出了市场经济与社会主义制度的关系问题。弗兰克•吉布尼问：中国搞改革采用一些市场经济的办法会不会改变社会主义制度的性质？邓小平斩钉截铁地回答说：“我们的改革不会导致资本主义。”[120]正是由于思想上有了这样的突破，把市场经济作为发展社会主义的“方法”来看待，这就为找到实现社会主义制度的有效形式奠定了理论基础。接下来，邓小平在“包产到户”、“雇工经营”、“三资企业”三个具有典型意义的具体经营方式上，发表了他的真知酌见，引领了改革开放正确方向。
“包产到户”是社会主义制度下责任制的一种形式。中国的改革最早是从农村的“包产到户”开始的，而包产到户是否属于社会主义的争论就一直没有停止过。邓小平的态度总体上反映在这样三个方面：不争论、不影响、不姓“资”。第一是“不争论”。早在1979年6月在五届全国人大二次会议期间，针对万里汇报安徽农村一些地方已经搞起包产到户但有人反对的情况，邓小平发表意见：“不要争论，你就这么干下去就行了，就实事求是干下去。”[121]正像邓小平后来说的那样，“不搞争论是我的一大发明。”就是实事求是地干下去，从此拉开中国农村改革的大幕，推动了中国历史进程。[122]第二是“不影响”。1980年5月31日同胡乔木、邓力群谈话时指出：“农村政策放宽以后，一些适宜搞包产到户的地方搞了包产到户，效果很好，变化很快。安徽肥西县绝大多数生产队搞了包产到户，增产幅度很大。‘凤阳花鼓’中唱的那个凤阳县，绝大多数生产队搞了大包干，也是一年翻身，改变面貌。有的同志担心，这样搞会不会影响集体经济。我看这种担心是不必要的。我们总的方向是发展集体经济。”[123]包产到户不仅不影响集体经济，而且还改变了面貌，受到群众欢迎。第三是“不姓资”。1981年8月26日会见台湾、香港知名人士傅朝枢在介绍国内现行政策时指出：“‘包产到户’是社会主义制度下责任制的一种形式，没有剥削，没有违背集体所有的原则，可以调动人民的积极性，体现了按劳分配的社会主义原则，有利于发展社会主义经济，不是搞资本主义。”[124]说“包产到户”“不姓资”，而是“社会主义制度下责任制的一种形式”，这就把包产到户与社会主义制度的关系说清楚了。在邓小平的支持下，中国农村迅速掀起了改革大潮，“承包”成为改革热词，也成为社会主义制度下经营方式的一种形式得以在各行各业推开。包产到户政策取得的成效是明显的，农村改革的影响是巨大的，它用中国农民的创造和实践回答了什么是社会主义的重大问题。1992年2月12日视察上海时指出：“到本世纪末，上海浦东和深圳要回答一个问题，姓‘社’不姓‘资’，两个地方都要做标兵。要回答改革开放有利于社会主义，不利于资本主义。这是个大原则。要用实践来回答。农村改革是一大创举。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的问题是用实践来回答的，城市改革的问题也要用实践来回答。”[125] 35年来，我们就是用“家庭承包”这样的改革实践，用上百上千的事实，不断回答着改革开放姓“社”不姓“资”，改革开放有利于社会主义。
为什么允许雇工？因为我们搞的是具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当“家庭承包”问题的讨论如火如荼开展的时候，“农村雇工”属于不属于社会主义的问题也提了出来。最初的集中讨论在1983年到1985年。在这个事关改革大业成败、事关社会主义制度的发展和完善的重大问题上，邓小平自然参加了讨论的行列，并主导了这一讨论进程。邓小平对雇工认识的不断深化过程，同时也从一个侧面反应出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认识的不断深化过程。首先，邓小平最初的意见是“缓一缓”，主张“听其自然，看两年再说”。1983年12月9日收到邓力群、王任重分别送来的涉及雇工问题的讲话稿和有关材料后，让秘书打电话给胡启立，谈对农村雇工问题的意见：“我在政治局会议上讲过，听其自然，看两年再说。”[126]1983年12月22日听取姚依林、宋平汇报当前经济情况时指出：“雇工问题，先不要随便发表意见，现在问题还不十分严重，可以稍微缓一缓，等两年再说。”[127]1983年12月29日陈云关于雇工问题给邓小平写信提出：雇工政策还可以再看几年，即使出一点问题也不可怕。[128]陈云与邓小平的意见不谋而合，反映了我们党内的主流意见。其次，“缓一缓”以后的结论是雇工经营并没有伤害社会主义。1984年10月22日出席中顾委三次会议时指出：“雇工问题我的意见是放两年再看。那个能影响到我们的大局吗？如果你一动，群众就说政策变了，人心就不安了。让‘傻子瓜子’经营一段，怕什么？伤害了社会主义吗？”[129]1985年11月24日同薄一波谈话时指出：“有一个报告说，雇工经营出现是必然趋势，不可避免的，现在要考虑如何纳入轨道。这个意见对。”[130]邓小平肯定雇工经营的必然性，赞成纳入轨道进行管理。第三，就雇工问题本身来说，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应当允许雇工。1987年4月16日会见出席香港特别行政区基本法起草委员会时指出：“要从我们整个几十年的目标来看这个不变的意义。比如雇工问题，犯不着在这个问题上表现我们在‘动’，可以再看几年。像这样的事情，我们要考虑到不要随便引起动荡甚至引起反复，这是从大局来看问题。就这个问题本身来说，既然是社会主义中国，为什么允许雇工？因为我们搞的是具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这些雇工和过去的雇工不同。重要的是，鼓励大家动脑筋想办法发展我们的经济，有开拓的精神，而不要去损害这种积极性，损害了对我们不利。”[131]最后，从邓小平的上述谈话中还可以看出第四个方面的思考：鼓励探索各种具体的经营方式去发展经济，这才是社会主义的根本要求。邓小平1992年春天南方谈话中谈到这个问题时说：农村改革初期，安徽出了个“傻子瓜子”，当时许多人不舒服，说他赚了一百万，主张动他。我说不能动，一动人们就会说政策变了，得不偿失。像这一类的问题还有不少，如果处理不当，就很容易动摇我们的方针，影响改革的全局。[132]这反映了邓小平的一贯思想。
“三资”企业是社会主义经济的有益补充。以中外合资企业、中外合作企业和外商独资企业构成的“三资企业”大发展，成为中国对外开放的一个重要标志。引进“三资企业”，即搞开放会不会损害社会主义制度，会不会导致资本主义？这也是当时中外人士共同关心的问题。邓小平告诉关心中国发展的国内外朋友们，不用担心我们的开放政策，无论怎样开放，中国都会坚持社会主义制度。邓小平的思想观点既直面问题、通俗易懂，又说理透彻、观点清晰，读来让人感慨万千。第一，实行对外开放“损害不了”社会主义制度。他说：“现在大量吸收国际先进技术，也利用它们的资金。这没有危险，本身不会损害我们的社会主义制度，只能为我们的社会主义制度服务。”[133]第二，实行对外开放“改变不了”社会主义制度。“我们实行的是社会主义公有制，不管是同外国公司搞补偿贸易也好，外国厂商在中国设厂也好，中国增加的收入都归全民所有，所以不会发生改变政治制度的问题。”[134]第三，实行对外开放“影响不了”社会主义制度。“不管怎样开放，不管外资进来多少，它占的份额还是很小的，影响不了我们社会主义的公有制。”[135]“吸引外资、合资经营包含资本主义成分，但我们并不担心这方面的问题，它不会影响我们社会主义的基础。”[136]第四，实行对外开放“冲击不了”社会主义制度。“我们是以社会主义经济为主体的。社会主义的经济基础很大，吸收几百亿、上千亿外资，冲击不了这个基础。”[137]第五，实行对外开放“伤害不了”社会主义制度。“中国是社会主义，要坚持这个道路，发展就是发展社会主义经济，吸收外资、合资经营等都不可能伤害我们的社会主义经济的主体，只会发展我们社会主义经济的主体。”[138]结论：“三资企业”姓“社”不姓“资”，“那些人尽讲屁话！” 1991年2月6日视察上海，当朱镕基说到还有不少人认为合资企业不是民族工业，害怕它的发展等时，邓小平指出：“说‘三资’企业不是民族经济，害怕它的发展，这不好嘛。”[139]如果说这次谈话涉及“三资”问题时还算比较委婉的话，那么1992年视视察南方的谈话则显得犀利和激愤了。他说：“有的人认为，多一分外资，就多一分资本主义，‘三资’企业多了，就是资本主义的东西多了，就是发展了资本主义。这些人连基本常识都没有。‘三资’企业受到我国整个政治、经济条件的制约，是社会主义经济的有益补充，归根到底是有利于社会主义的。”[140]据在现场的同志回忆说，邓小平这段话是视察途中坐在车上说的，显然他的话还没有讲完，当车到宾馆下车时，肢踩在车梯上，回头说出一句话，一句令人意料不到的话，他说：“那些人尽讲屁话！”[141]邓小平为什么说出这样的“粗话”？为什么说那些人说的是“屁话”？答案恐怕还是因为那些人像邓小平说的那样“连基本常识都没有”，也就是缺乏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基本认识，缺乏对现代市场经济发展必然趋势的深刻把握。
（二）恐怕再有三十年的时间，才会形成一整套更加定型的制度
制度重要，但其形成又是艰巨的。天上不会掉馅饼，完善的制度只能靠不懈努力才能建成。邓小平在1992年春天南方谈话中指出：“改革开放胆子要大一些，敢于试验。看准了的，就大胆地试，大胆地闯。没有一点闯的精神，没有一点‘冒’的精神，就干不出新的事业。恐怕再有三十年的时间，我们才会在各个方面形成一整套更加成熟、更加定型的制度。”[142]只有在改革开放中才能逐步形成完善和定型的制度。
我们的制度将吸收可以从世界各国吸收的进步因素。1980年8月18日在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上作的《党和国家领导制度的改革》的报告，是邓小平关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很重要的一篇讲话，在他生前由中央有关部门两次公开发表。讲话中提出一个很重要的观点：发展和完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要“吸收我们可以从世界各国吸收的进步因素”[143]。这就给我们以巨大启示：不仅在技术层面可以引进西方先进的东西，在体制机制方面也可以借鉴； 西方资本主义制度不能简单照搬，但制度中的进步因素还是需要我们学习的。社会主义历史不长，不仅生产力方面，而且在制度方面都有许多问题。邓小平分析了我们制度和体制上的不足、弱点和缺点。一是民主和法制不足：“民主和法制，这两个方面都应该加强，过去我们都不足。要加强民主就要加强法制。”[144]二是不善于管理：“我们还存在一些缺点，主要是不善于管理，不善于利用外资，引进外国先进技术成绩不够显著。”[145]三是市场运用得不好：“社会主义同资本主义比较，它的优越性就在于能做到全国一盘棋，集中力量，保证重点。缺点在于市场运用得不好，经济搞得不活。”[146]当然还有其他方面的不足，这是主要的几个方面。看到这些“不足”和“缺点”后，很重要的一个对策就是，“吸收西方的进步因素”，为我所用。一是直接采用西方“行之有效的办法”和“发展生产力的方法”：“目前的时机是有利的。粉碎“四人帮”以后，思想解放了，可以拿资本主义国家行之有效的办法为我们所用。”[147]“搞社会主义，中心任务是发展社会生产力。一切有利于发展社会生产力的方法，包括利用外资和引进先进技术，我们都采用。”[148]这个方法就是“拿来主义”。二是学习引进“各种有益的知识”和“先进的经验”。“资本主义已经有了几百年历史，各国人民在资本主义制度下所发展的科学和技术，所积累的各种有益的知识和经验，都是我们必须继承和学习的。”[149]这是进到了经验层面，深入了一步。三是吸收借鉴“文明成果”和“管理方法”。在著名的南方谈话中，邓小平指出：“社会主义要赢得与资本主义相比较的优势，就必须大胆吸收和借鉴人类社会创造的一切文明成果，吸收和借鉴当今世界各国包括资本主义发达国家的一切反映现代社会化生产规律的先进经营方式、管理方法。”[150]邓小平提出的“一个要”和“两个吸收借鉴”、“两个一切”，充分反映了现代化进程中中国人民的雄心壮志和博大胸怀。“一个要”是我们的奋斗目标，赢得与资本主义相比较的优势，建设先进的社会制度，实现人民的富裕幸福，这是一个大目标，是需要我们付出极大努力才能实现的。“两个吸收借鉴”和“两个一切”，则是我们的一条“捷径”，表明了中国共产党人的博大胸襟。一切文明成果都要吸收借鉴，只有这样才能完善我们的制度；一切先进方法都要吸收借鉴，只有这样才能发展我们自己。总结借鉴外国经验、向发达国家学习，为的是最终“赢得与资本主义相比较的优势”。这才是我们的目的。
我们要根据自己的特点来决定自己的制度和管理方式。为了完善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我们需要向西方学习，但必须发挥我们的优势，照顾我们的传统，理顺各种关系，这是由我们制度的特性所决定的。“其实有些事情，在某些国家能实行的，不一定在其他国家也能实行。我们一定要切合实际，要根据自己的特点来决定自己的制度和管理方式。”[151]只有把握了自己的特点，才能决定自己的制度和具体方式。可见，把握特点是前提和基础。邓小平从不同的角度对我国的特点作过分析。一是要在基本国情上把握“两个重要特点”，即底子薄、人口多。“中国式的现代化，必须从中国的特点出发。”[152]做什么事情都不要超越阶段。二是要要充分认识到中国问题的复杂性，处理问题“要着眼于更远的目标，照顾整个国家、整个社会，照顾左邻右舍。”[153]特别是中国的政治体制改革关系到千千万万的人，可能引起的波动不是经济体制改革可以相比的，因此“要谨慎，要照顾到我们的传统，要理顺各方面的关系。”[154]三是要在民主政治建设和政治体制改革上看到“两个缺乏”的特点，循序渐进，不能操之过急。“我们这个国家有几千年封建社会的历史，缺乏社会主义的民主和社会主义的法制。”[155]“因为我们有十亿人口，人民的文化素质也不够，普遍实行直接选举的条件不成熟。”[156]因此，要加强民主和法制建设，还要提高人民综合素质，但不要拿西方的民主来套中国的现实，要积极稳妥推进中国的改革。四是要在国际关系上认清总体的“中国特点”及其由此引出的“三个特点”，不要动不动就对中国实施制裁，妄想把中国拉入资本主义体系。八九政治风波之后西方对中国实施所谓“制裁”。但中国不怕，“中国的特点是建国四十多年来大部分时间是在国际制裁之下发展起来的。”[157]这个“特点”西方许多人健忘了，因此对中国的几个特点认识不清：“第一，中华人民共和国是打了二十二年仗建立起来的，建国后又进行了三年抗美援朝战争。第二，世界上最不怕孤立、最不怕封锁、最不怕制裁的就是中国。还可以加上一点，外国的侵略、威胁，会激发起中国人民团结、爱国、爱社会主义、爱共产党的热情，同时也使我们更清醒。”认不清中国的特点就匆忙制定对华政策，这样的决策难免失误，他们的图谋，注定不能实现。“中国搞社会主义，是谁也动摇不了的。”[158]
改革并完善各方面的制度，是一项艰巨的长期的任务。邓小平早在改革开放之初就对建立完备的社会主义制度做了会面规划，他指出：“我们的国家已经进入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新时期。我们要在大幅度提高社会生产力的同时，改革和完善社会主义的经济制度和政治制度，发展高度的社会主义民主和完备的社会主义法制。我们要在建设高度物质文明的同时，提高全民族的科学文化水平，发展高尚的丰富多彩的文化生活，建设高度的社会主义精神文明。”[159]并且使这几个方面互相配合，互相促进。制度问题更带有根本性、全局性、稳定性和长期性。这是邓小平从历史的经验教训得出的重要认识。“制度好可以使坏人无法任意横行，制度不好可以使好人无法充分做好事，甚至会走向反面。”因此，可以说，“制度问题，关系到党和国家是否改变颜色”，如果不坚决改革现行制度中的弊端，过去出现过的一些严重问题今后就有可能重新出现。只有对这些弊端进行有计划、有步骤而又坚决彻底的改革，人民才会信任党和社会主义，我们的事业才有无限的希望。[160]但改革并完善各方面的制度，是一项艰巨的长期的任务，必须有足够的认识。经过几十年的发展，我们在制度建设方面取得了重大成绩。邓小平1992年春天在南方谈话中说：“改革开放以来，我们立的章程并不少，而且是全方位的。经济、政治、科技、教育、文化、军事、外交等各个方面都有明确的方针和政策，而且有准确的表述语言。”[161]正是在这些“章程”的支持和保障下，我们的全面改革和全面建设才取得了历史性成就，为全世界所瞩目。由于制度建设带有根本性，所以，制度建设也不可能一蹴而就。邓小平说：“每年领导层都要总结经验，对的就坚持，不对的赶快改，新问题出来抓紧解决。恐怕再有三十年的时间，我们才会在各方面形成一整套更加成熟、更加定型的制度。在这个制度下的方针、政策，也将更加定型化。”这里说的“一整套”，就不仅是指要建立某一方面或某几方面的制度，而应该是构建一个经济政治文化制度各方面的相互联系、相互制约的制度体系；“更加成熟”说的是我们的制度经过实践检验卓有成效，能够发挥应有作用；“更加定型”说的是制度应该由法律固定下来，长期坚持下去；“再有三十年的时间”，就是到2020年左右。到了那时，我们已经进入全面小康社会了，“两个百年目标”的第一个已经实现，那将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各种制度逐步完善和定型的时期，将为实现第二个百年奋斗目标奠定坚实的制度基础。
（三）只有到那时，我们才可以大胆地说社会主义优于资本主义
邓小平认为，社会主义在总体上优越的。通过改革开放解放和发展生产力，按照“三步走”战略，到20世纪末达到小康水平，也能体现社会主义优越性，但还不能说服人家相信社会主义。到21世纪中叶达到中等发达国家的水平时，国家总体力量至少将位于世界前几名，“只有到那时，我们才可以大胆地说社会主义优于资本主义”[162]
总的目的是要有利于巩固社会主义制度。按照1992年党的十四大报告的说法，邓小平创立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第一次比较系统地初步回答了中国这样的经济文化比较落后的国家如何建设社会主义、如何巩固和发展社会主义的一系列基本问题，用新的思想、观点，继承和发展了马克思主义。”这里用的“两个如何”，揭示了邓小平理论的“主题”。不论是“建设”还是“巩固和发展”，都离不开社会主义制度，都是在社会主义制度前提下进行的，同时也是制度本身不断改革和发展完善的过程。为此邓小平提出了必须巩固社会主义制度的大问题。一是理清了实现现代化与巩固社会主义制度的关系。在改革开放初期的1978年，邓小平讲到社会主义现代化时，就提出如何“巩固社会主义制度”的问题：“在无产阶级专政的条件下，不搞现代化，科学技术水平不提高，社会生产力不发达，国家的实力得不到加强，人民的物质文化生活得不到改善，那末，我们的社会主义政治制度和经济制度就不能充分巩固，我们国家的安全就没有可靠的保障。我们的农业、工业、国防和科学技术越是现代化，我们同破坏社会主义的势力作斗争就越加有力量，我们的社会主义制度就越加得到人民的拥护。把我们的国家建设成为社会主义的现代化强国，才能更有效地巩固社会主义制度，对付外国侵略者的侵略和颠覆，也才能比较有保证地逐步创造物质条件，向共产主义的伟大理想前进。”[163]现代化与社会主义制度二者是相辅相成的，互为前提和条件，没有现代化就不会巩固的社会主义制度同时，只有巩固了社会主义制度，也才能更好地推进社会发展。二是提出了改革必须有利于巩固社会主义制度的根本要求。在上个世纪的80年代讨论政治体制改革的时候，邓小平提出改革的目的，第一条就是要有利于“巩固社会主义制度”。1986年9月29日会见波兰统一工人党中央第一书记雅鲁泽尔斯基时指出：“我们政治体制改革总的目标是三条：第一，巩固社会主义制度；第二，发展社会主义社会的生产力；第三，发扬社会主义民主，调动广大人民的积极性。而调动人民积极性的最中心的环节，还是发展生产力，提高人民的生活水平。生产力发展了，人民积极性调动起来了，社会主义国家的力量就增强了，社会主义制度就巩固了。”[164]1987年6月12日会见南斯拉夫共产主义者联盟中央主席团委员科罗舍茨时说：“我们改革总的目的是要有利于巩固社会主义制度，有利于巩固党的领导，有利于在党的领导和社会主义制度下发展生产力。对中国来说，就是要有利于贯彻执行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所制定的一系列路线、方针、政策。”“我们要赶上时代，这是改革要达到的目的。”[165]三是提出了巩固和发展社会主义制度的重大历史使命。这就是本章开头引用的邓小平1992年春天南方谈话中提出的“我们搞社会主义才几十年，还处在初级阶段。巩固和发展社会主义制度，还需要一个很长的历史阶段，需要我们几代人、十几代人，甚至几十代人坚持不懈地努力奋斗，决不能掉以轻心。”[166]的重大课题。这个历史使命是长期的和艰巨的，需要我们长期不懈接力奋斗才能实现，我们要用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成功实践，来证明社会主义制度具有强大生命力，我们走的这条路是正确的。
我们搞我们的社会主义，你搞你的资本主义，两边赛一赛。改革开放后，伴随着国门洞开，人们仿佛看到了一个繁荣发展的世界，发达资本主义国家乃至我国周边国家和地区的发展道路成为国人津津乐道的成功模式，有些人认为，中国也应该沿着这条道路走下去。其实，人们只看到了资本主义表面的风光，而忘却了它的剥削本性；只看到了它的一时繁荣，而忽略了终究不会长久的历史宿命。但邓小平的思维是异常清醒的，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之间“比赛”、“超过”、“演变”、“战胜”，这几个词汇频繁出现在邓小平关于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关系的论述中，实在值得我们认真思考。一是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要“赛一赛”，看看到底谁的制度优越。1980年1月16日邓小平在中共中央召集的干部会议上指出：“最近有一位华裔学者说，希望中国无论如何不要走台湾的道路，不要像台湾那样搞现代化，那里的经济实际上是美国控制的经济”[167]1981年10月4日会见黄植诚时指出：香港有报纸讲“四个坚持也是统一的障碍”，这是什么障碍呀？“我们搞我们的社会主义，你搞你的资本主义，两边赛一赛。我们不要求你实行社会主义，你怎么能要求我们实行三民主义呢？”[168]1986年9月2日接受美国记者迈克•华莱士的电视采访时指出：“大陆搞社会主义，台湾搞它的资本主义。比较台湾和大陆的发展程度，这个问题要客观地看。差距是暂时的。我相信大陆在若干年内至少不会低于台湾的发展速度。”[169]针对有人主张用“三民主义”统一中国的论调，邓小平说：那是自不量力!第二，社会主义一定会“超过”资本主义，这是由社会主义制度的先进性所决定的。关于“超过”，邓小平先是讲了“一个超过”，后来又讲了“两个超过”。1987年5月22日会见朝鲜劳动党中央委员会总书记金日成时说：“我们解决台湾问题，关键都是我们自己要发展，自己要搞好。总有一天，要体现出我们的社会制度确实优于他们的社会制度，我们的经济发展速度要超过他们的经济发展速度。”[170]南方谈话中说：“要坚持两手抓，一手抓改革开放，一手抓打击各种犯罪活动。这两只手都要硬。广东二十年赶上亚洲“四小龙”，不仅经济要上去，社会秩序、社会风气也要搞好，两个文明建设都要超过他们，这才是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171]由“一个超过”到“两个超过”，表明邓小平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的认识在不断深化。第三，要警惕西方对社会主义国家搞“和平演变”，坚持社会主义制度不动摇。1989年9月16日会见美籍华人李政道教授时指出：“美国，还有西方其他一些国家，对社会主义国家搞和平演变。美国现在有一种提法：打一场无硝烟的世界大战。我们要警惕。资本主义是想最终战胜社会主义，过去拿武器，用原子弹、氢弹，遭到世界人民的反对，现在搞和平演变。别国的事情我们管不了，中国的事情我们就得管。中国不搞社会主义不行，不坚持社会主义不行。帝国主义搞和平演变，把希望寄托在我们以后的几代人身上。”[172]第三，社会主义一定会“战胜”资本主义，这是历史的必然结论。“我们是社会主义国家，社会主义制度优越性的根本表现，就是能够允许社会生产力以旧社会所没有的速度迅速发展，使人民不断增长的物质文化生活需要能够逐步得到满足。按照历史唯物主义的观点来讲，正确的政治领导的成果，归根到底要表现在社会生产力的发展上，人民物质文化生活的改善上。生产力发展的速度比资本主义慢，那就没有优越性，这是最大的政治，这是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谁战胜谁的问题。”[173]“要善于把握时机来解决我们的发展问题。最关紧要的是有一个团结的领导核心。这样保持五十年，六十年，社会主义中国将是不可战胜的。”[174]只要我们坚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不断解放和发展社会生产力，最大限度地满足人民群众的物质文化需要，社会主义就一定能够最终战胜资本主义！
我们要做的事就是证明社会主义优于资本主义。关于我们“做的事”，邓小平有过多种提法。如，使用过“现在做的事”：“我们现在做的事，就是一心一意搞建设”；[175]、使用过“必须做的事”：“改革是中国的第二次革命。这是一件很重要的必须做的事，尽管是有风险的事。”[176]和“一直在做的事”：“我们一直在做的事，不能动摇。就是要坚持，不能改变这条路线”[177]党的十五大运用邓小平的思维，提出了“以我们正在做的事情为中心”的思想要求。邓小平对“我们要做的事”提出过明确要求：即证明社会主义的优越性。为什么要做这件事？为什么必须去做这件事？邓小平对这个问题的回答是非常庄重、非常真诚的。1986年12月14日会见贝宁总统、贝宁人民革命党主席马蒂厄·克雷库时说：“我们要做的事就是证明社会主义优于资本主义。我们坚持马列主义理想，过去我们靠这个理想打赢了战争，建立了社会主义的中国，但由于一些失误，社会主义的优越性没有很好地体现。我们要做这件事，但不是几年时间就能做到的，看来要用五十年至七十年。我们的信念不是空洞的，但必须去做。我们现在的主要任务就是发展自己。”因为这是由共产党人的理想信念决定的，是由马克思主义揭示的客观真理指引的。共产党人坚持社会主义的理想信念，必须用自己的发展实践去证明这个真理。做到怎样就叫发挥优越性了？或者说检验优越性的标准是什么？邓小平在1980年关于改革党和领导制度的重要讲话中，提出了“三条检验标准”：“改革党和国家领导制度及其他制度，是为了充分发挥社会主义制度的优越性，加速现代化事业的发展。当前和今后一个时期，主要应当努力实现以下三个方面的要求：经济上，迅速发展社会生产力，逐步改善人民的物质文化生活；政治上，充分发扬民主；组织上，大量培养、发现、提拔、使用坚持四项基本原则的、比较年轻的、有专业知识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人才。党和国家的各项制度好不好，完善不完善，必须用是否有利于实现这三条来检验。”[178]这三条标准，分别从经济、政治和人才三个方面提出要求。后来邓小平在南方谈话中又提出了“三个有利于”标准：“判断各方面工作的是非得失，归根到底，要以是否有利于发展社会主义社会的生产力，是否有利于增强社会主义国家的综合国力，是否有利于提高人民的生活水平为标准。”[179]证明社会主义优越性这件事，可不是一件容易实现的事，需要几代人的不懈努力。“要证明社会主义真正优越于资本主义，要看第三步，现在还吹不起这个牛。我们还需要五六十年的艰苦努力。那时，我这样的人就不在了，但相信我们现在的娃娃会完成这个任务。”[180]“社会主义国家要把生产力搞上去，证明社会主义制度优于资本主义制度。当然，在较短的时间里不可能证明这一点，也难以证明这一点。我们中国要用本世纪末期的二十年，再加上下个世纪的五十年，共七十年的时间，努力向世界证明社会主义优于资本主义。我们要用发展生产力和科学技术的实践，用精神文明、物质文明建设的实践，证明社会主义制度优于资本主义制度，让发达的资本主义国家的人民认识到，社会主义确实比资本主义好。”[181]在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处于低潮时期，西方一些政客和学者极力散布“共产主义大失败”、人类走向“历史的终结”的严峻时刻，邓小平带领中国共产党人坚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不断创新，为第三世界人民趟出一条新路，让古老的中华文明焕发青春，让中华民族屹立于世界民族之林，显示出中国共产党人的使命担当和博大胸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