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 要：邓小平在创立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开辟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的同时，特别注重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建设，明确提出“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制度”这个概念，深刻揭示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的科学内涵、特点优势，强调必须通过改革不断完善和发展社会主义制度，使其成为世界上最好的制度，充分体现了一个坚定的马克思主义者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的高度自觉和自信。
关键词：社会制度、社会主义制度、中国的社会主义制度、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制度
作者简介：宋泽滨：解放军装备学院政治工作研究中心教授 齐爱兰：中国农业大学思想政治教育学院教授
继胡锦涛在建党90周年大会上首次向世人宣布：我们确立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并对其地位作用、主要内容、特点优势等进行了系统论述后，党的十八大和习近平一系列重要讲话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又进行了详细充分的阐发。翻检公开出版的相关文献，邓小平多次使用并详细论述过“社会制度”、“中国的社会制度”，“社会主义制度”、“中国的社会主义制度”等概念，特别是明确使用了“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制度”这个提法。深入总结邓小平关于中国制度的系统论述，对我们深化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的认识，自觉坚持和丰富这个制度，有着重要的理论意义和实践意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的特点和优势是什么，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的主要内容是什么，为什么要坚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怎样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让我们听听小平怎么说！
一、我们的制度是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制度
中国共产党人在民主革命胜利的基础上，通过“三大改造”，确立了中国的社会主义制度，取得了社会主义建设的胜利，推动了中国社会的进步与发展。但也走过许多弯路，出现过一些失误，甚至是犯了像“文化大革命”那样的严重错误。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我们提出的课题是：什么是社会主义和怎样建设社会主义。”[1]围绕这个根本问题，邓小平带领全党进行了新的探索，创造性地提出了“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的总命题[2]，开辟了“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道路”[3]，形成了“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理论”，[4]逐步确立了“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制度”。[5]在制度问题上，邓小平提出，希望我们永远保持社会主义制度，并在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中不断巩固、发展和完善社会主义制度。这充分体现了制度在整个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中的重要性，也充分说明了邓小平高度的制度自觉和制度自信。
（一）我们有自己的信念，希望永远保持社会主义制度
邓小平说：“我们有自己的信念，我们希望永远保持社会主义制度，我们正在用这样的信念教育我们的后代。”[6]为什么“希望永远保持社会主义制度”？这首先来自是对马克思主义的信仰，对社会主义前途的自信。随着改革开放的历史进程，这一制度又不断得到改革和完善，终于确立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这个制度的具体内涵有哪些？邓小平为我们做了回答。
整个制度我们同西方不一样，我们是人民代表大会制。关于我国的社会主义国体，早在1954年制定的第一部《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中就加以明确，邓小平也多次重申：“我们国家是工人阶级领导的、以工农联盟为基础的人民民主专政的国家。”[7]这是认识和把握中国社会主义国家性质和制度特征的前提。在此基础上，邓小平阐述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的根本制度、基本制度和“一国两制”等方面的内容。邓小平指出：“整个制度我们同西方不一样，你们叫议会制，我们是人民代表大会制，这个制度不会改变。”[8]这就把中国的根本政治制度说清楚了。 “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实行多党派的合作，这是我国具体历史条件和现实条件所决定的，也是我国政治制度中的一个特点和优点。”[9]这就把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制度讲清楚了。 “解决民族问题，中国采取的是民族区域自治的制度。我们认为这个制度比较好，适合中国的情况。”[10]这就把中国的民族区域自治制度说清楚了。 “为了保障人民民主，必须加强法制。必须使民主制度化、法律化，”要“做到有法可依，有法必依，执法必严，违法必究。”[11]这就把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的法制问题讲清楚了。特别值得指出的是，邓小平把“一国两制”纳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他指出：“我们的社会主义制度是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制度，这个特色，很重要的一个内容就是对香港、澳门、台湾问题的处理，就是‘一国两制’。”[12]这充分体现了中国共产党人创造的中国制度的重要中国特色。
任何一个国家的根本制度和基本制度都是由具体的制度组成的，并通过具体制度发挥作用。不落实到具体制度上，根本制度和基本制度等就是空的。这些具体制度简称为体制。邓小平对体制问题很早就进行过思考，他提出，我们的改革，当然也包含着制度的创新，但总体说来不是对社会主义制度的根本变革，而更多的是对其具体制度的改革，也就是体制改革。邓小平提出过经济体制、政治体制等“一系列的体制”及其体制改革。[13]
一个公有制占主体，一个共同富裕，这是社会主义的根本原则。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体现在基本经济制度方面，主要包括社会主义公有制、按劳分配和共同富裕等。邓小平说：“一个公有制占主体，一个共同富裕，这是我们所必须坚持的社会主义的根本原则。我们就是要坚决执行和实现这些社会主义的原则。”[14]公有制成为社会主义基本经济制度的主要内容，在改革开放开放中，这是不能动摇的。“我们好的传统必须保留，但要根据新的情况来确定新的政策。过去行之有效的东西，我们必须坚持，特别是根本制度，社会主义制度，社会主义公有制，那是不能动摇的。”[15]与社会主义公有制相适应的，就是在分配领域实行“按劳分配”。“按劳分配的性质是社会主义的，不是资本主义的。我们一定要坚持按劳分配的社会主义原则。”[16]坚持社会主义，实行按劳分配的原则，就不会产生贫富过大的差距；按社会主义的分配原则，就可以使全国人民普遍过上小康生活。共同富裕是社会主义的重要特征，我们必须走共同富裕之路。邓小平对共同富裕与社会主义的关系，使用过一系列重要词语来界定。如，共同富裕是社会主义的原则：是社会主义的“根本原则”[17]、“最重要的原则”[18]、“不能动摇的原则”[19]和“大原则”[20]，反映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的“不同特点”[21]，是社会主义的“根本目标”[22]，是“我们的目的”[23]，是体现社会主义“最大的优越性”和“体现本质的东西”[24]。他认为，如果富的愈来愈富，穷的愈来愈穷，两极分化就会产生，就会发生民族矛盾、区域间矛盾及中央和地方的矛盾，就可能出乱子，甚至会发生闹革命的问题。因此，只有实现共同富裕，社会才能稳定，才能发展。
两个文明都搞好，才是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体现在思想上层建筑方面，就是建设社会主义精神文明。邓小平说：“我们要在建设高度物质文明的同时，提高全民族的科学文化水平，发展高尚的丰富多彩的文化生活，建设高度的社会主义精神文明。”[25]党的十二大正式把社会主义精神文明作为社会主义的重要特征确定下来。“社会主义精神文明是社会主义的重要特征，是社会主义制度优越性的重要表现。”邓小平把精神文明称为“我们的真正优势”。1985年9月23日在党的全国代表会议上指出：“有了共同的理想，也就有了铁的纪律。无论过去、现在和将来，这都是我们的真正优势。”因此，必须发挥好这个真正优势。何谓精神文明？“所谓精神文明，不但是指教育、科学、文化（这是完全必要的），而且是指共产主义的思想、理想、信念、道德、纪律，革命的立场和原则，人与人的同志式关系，等等。”[26]“所谓高度文明，就是人民要有理想，个人利益要服从整个国家和民族的利益，要守纪律，要有道德，要坚持我们历来的艰苦奋斗的传统。”[27]他还提到，“我们国家的每个人包括娃娃都要有爱国主义精神，有民族自尊心”[28]。精神文明的基本内涵，主要包括思想道德建设和科学文化建设两个方面，而邓小平强调的重点在思想道德方面。邓小平特别注重共同的理想和信念。他说：“要团结就要有共同的理想和坚定的信念。没有这样的信念，就没有凝聚力。没有这样的信念，就没有一切。我们共产党人的最高理想是实现共产主义，在不同的历史阶段又有代表那个阶段最广大人民利益的奋斗纲领。因此我们才能够团结和动员最广大的人民群众，叫做万众一心。人的因素重要，不是指普通的人，而是指认识到人民自己的利益并为之而奋斗的有坚定信念的人。”要努力做到“两个文明都要超过他们”。邓小平在1992年南方谈话中说：“广东二十年赶上亚洲‘四小龙’，不仅经济要上去，社会秩序、社会风气也要搞好，两个文明建设都要超过他们，这才是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29]要坚决克服实践中物质文明建设和精神文明建设的“一手硬”、“一手软”现象，实现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双丰收。
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是主张和平的社会主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体现在对外政策方面，就是要奉行和平外交政策，邓小平将此称之为“真正社会主义的”重要标志。“我们作为一个真正的社会主义国家，是不会只顾自己的。衡量我们是不是真正的社会主义国家，不但要使我们自己发展起来，实现四个现代化，而且要能够随着自己的发展，对人类做更多的贡献。”[30]“中国是社会主义国家，这个社会制度的性质决定了我们对外奉行和平外交政策。”[31]“我们搞的是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是不断发展社会生产力的社会主义，是主张和平的社会主义。只有不断发展社会生产力，国家才能一步步富强起来，人民生活才能一步步改善。”[32]把“主张和平”纳入社会主义范畴，坚持了马克思主义关于社会主义的一般原理，也充分反映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的本质特征。
（二）我们有很多优越的东西，这是我们社会制度的优势
为什么要坚持社会主义制度？因为社会主义制度有许多优越性。邓小平指出：“我们根据自己的特点，自己国家的情况，走自己的路。我们既不能照搬西方资本主义国家的做法，也不能照搬其他社会主义国家的做法，更不能丢掉我们制度的优越性。”[33]邓小平结合以上这些丰富的内涵，阐述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具有的突出特点和优势。
共产党的领导就是我们的优越性。邓小平1979年3月在党的理论工作务虚会上的讲话中，提出四项基本原则，第一项就是坚持党的领导：“事实上，离开了中国共产党的领导，谁来组织社会主义的经济、政治、军事和文化？谁来组织中国的四个现代化？”[34]党的领导是我们的优越性，在中国进行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必须坚持党的领导。坚持党的领导首先表现在要坚持共产党领导下的多党合作。邓小平说：“讲党派，我们也有好多个民主党派，都接受共产党的领导，实行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政治协商制度。”[35]这个制度已于1993年3月入宪，在宪法修正案增写了“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制度将长期存在和发展”的相关内容。坚持党的领导是为了更好地坚持社会主义制度和社会主义道路。“中国由共产党领导，中国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事业由共产党领导，这个原则是不能动摇的；动摇了中国就要倒退到分裂和混乱，就不可能实现现代化。”[36]“坚持四项基本原则的核心，是坚持共产党的领导。”[37]可见，坚持共产党的领导，对于社会主义来说，是一个“原则”问题、“核心”问题，不能在这个问题上发生任何动摇。1993年9月16日同弟弟邓垦谈话时说：“我们在改革开放初期就提出‘四个坚持’。没有这‘四个坚持’，特别是党的领导，什么事情也搞不好，会出问题。出问题就不是小问题。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优越性在哪里?就在四个坚持。四个坚持集中表现在党的领导。”[38]这次谈话是邓小平晚年思想的一次集中体现，谈话中理直气壮地把坚持党的领导作为社会主义的优越性加以强调，是值得我们深思的。
民主集中制也是我们的优越性。人们一般认为，民主集中制是党的制度和原则，但邓小平同时把它作为社会主义制度的一个不可或缺的组成部分。早在1979年3月30日在党的理论工作务虚会上就指出：“我们实行的是民主集中制，这就是民主基础上的集中和集中指导下的民主相结合。民主集中制是社会主义制度的一个不可分的组成部分。” [39]他说：“民主集中制也是我们的优越性。这种制度更利于团结人民，比西方的民主好得多。我们做某一项决定，可以立即实施。”[40]民主集中制充分体现了社会主义的优越性，从根本上说，就在于能做到全国一盘棋，决策高效。“社会主义同资本主义比较，它的优越性就在于能做到全国一盘棋，集中力量，保证重点。”民主是必要的，但更要着重强调该集中的必须集中，目的在于提高效率。 “社会主义国家有个最大的优越性，就是干一件事情，一下决心，一做出决议，就立即执行，不受牵扯。”[41]社会主义的这个优势，是资本主义政治制度所不能比拟的，不仅在过去是这样，今天同样如此，西方政府面对金融危机的缓慢决策从反面为此作了注脚。经过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十几年正反两个方面的经验，邓小平在晚年更加坚定：我们党和国家的根本制度是民主集中制。1992年7月在审阅中共十四大报告稿时指出：“我们党和国家历来的制度，就是民主集中制。具体解释就是民主基础上的集中，集中指导下的民主。这个问题不要丢，要加几句。民主集中制我们讲得太少。这个制度是最便利的制度，最合理的制度，是我们的根本制度。用宪法的语言来表述好。民主集中制问题是根本制度的问题，我们总有一天要找机会把这个问题表述清楚。不管怎么样，要树立一个观念，就是我们党和国家的根本制度是民主集中制。”[42]坚持和发扬民主，充分调动全体人民的积极性，就能保证我们决策的科学、公平；坚持和发扬集中，将各方面的意见集中起来贯彻下去，就能保证我们决策的迅速、高效。
到什么时候都得讲政治，外国人就是不理解这一条。邓小平1986年8月20日视察天津市时说：“改革，现代化科学技术，加上我们讲政治，威力就大多了。到什么时候都得讲政治，外国人就是不理解后面这一条。”[43]关于“威力”，邓小平讲过，改革是中国的第二次革命，是解放和发展生产力，释放活力，所以说，改革具有“威力”；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现代科学技术应该更具有“威力”；此外，还有一个威力，就是讲政治的威力。讲政治为什么有威力？而且有大得多的威力？因为政治是经济的集中表现，是为经济服务的，它不是消极的，可有可无的，而是能够直接对生产力的发展起重要反作用的力量。讲政治一个很重要的要求是：“到什么时候都得讲政治”，就像坚持党的基本路线那样长期坚持不动摇。讲政治，就要坚持社会主义政治方向，加强思想政治教育。在上个世纪自由化思潮泛滥之时，从1987年学潮到八九政治风波，邓小平反复强调最大的失误在“思想政治教育方面”。他说：“我们最近十年的发展是很好的。我们最大的失误是在教育方面，思想政治工作薄弱了，教育发展不够。我们经过冷静考虑，认为这方面的失误比通货膨胀等问题更大。最重要的一条是，在经济得到可喜发展、人民生活水平得到改善的情况下，没有告诉人民，包括共产党员在内，应该保持艰苦奋斗的传统。”[44]他还说：“我们十年来取得了可喜的成果，但是一个大的失误就是政治思想教育少了，连爱国主义宣传也少了。”[45]“人人都要有个信念，没有信念团结不起来，不会往前奔，只会怨这怨那，起码是颓废，这是不行的。我说过，我们最大的失误是教育，是思想政治教育。不抓这条，中国就团结不起来。”[46]“理想”、“信念”，“共产主义的品德”，“艰苦奋斗的传统”，“艰苦创业精神”和“爱国主义”等都是讲政治的具体内涵。强调讲政治，最根本的就是坚持四项基本原则。1989年11月6日在同金日成举行会谈时说：“总结历史经验，坚持四项基本原则十分重要，特别是坚持社会主义和党的领导，决不能放松，否则我们非垮台不可。两个总书记正是在这个问题上犯了错误。这种错误不是一般性的错误，而是政治思想原则问题上的错误，是带根本性质的错误。”[47]可见，讲政治是多么地重要。实践告诉我们，不仅外国人对讲政治这一条“不理解”，我们在改革开放中发生的失误，其表现又何尝不是对这一条表现出极大的“不理解”呢？不唯“不理解”，是不是还表现在“不加强”、“不培养”、“不宣传”、“不抓紧”等几个方面呢？历史的教训值得记取，“讲政治”这根弦必须紧绷。
（三）社会主义制度有利于民族团结、社会稳定和国家统一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在社会政治建设方面的重要表现，就是通过一系列的具体制度安排，实现全社会的民族团结、社会稳定和国家统一。在民族团结政策方面，我们坚持民族区域自治制度；在社会秩序方面，把安定团结作为现代化建设的大局；在实现国家统一方面把“一国两制”作为基本政策和制度安排。
解决民族问题，中国采取的是民族区域自治制度。中国是一个多民族的国家，为了实现真正的民族团结和民族平等，同心同德建设社会主义，早在建国之初我们就实行了民族区域自治这样一个基本制度，正确地处理了汉族与少数民族关系，成为世界上处理民族问题比较好的国家之一。我们的口号是“中华民族大团结万岁”[48]，我们的目标是“争取整个中华民族的大团结。”[49]民族区域自治制度体现了真正的民族平等。邓小平1990年9月15日会见马来西亚郭氏兄弟集团董事长郭鹤年，分析中国的民族问题和民族政策特点时指出：“大陆是中国的主体，有十一亿人口。其中汉族占百分之九十二，少数民族占百分之八。我们的民族政策是正确的，是真正的民族平等。我们十分注意照顾少数民族的利益。中国一个很重要的特点就是没有大的民族纠纷。大陆同胞，台湾、香港、澳门的同胞，还有海外华侨，大家都是中华民族子孙。我们要共同奋斗，实现祖国统一和民族振兴。”[50]只有正确的民族政策，才会保证民族团结，减少民族纠纷，共同为现代化而奋斗。民族区域自治的目的是为了整个中华民族的利益，也包括少数民族的发展。邓小平曾经说过，发展是解决中国一切问题的关键，自然解决民族问题也不例外。“我们一直注意少数民族的发展问题，包括人口发展。”[51]“要使生产发展起来，人民富裕起来，真正去做，也并不难。只有这件事办好了，才能巩固民族团结。”[52]建国60多年来民族地区的团结稳定确实得益于长期坚持民族地区发展优先的政策，得益于民族地区人民的生产发展和生活富裕。外国人对我们的民族政策总是抱有偏见，总想插手我们的民族问题。邓小平反复向外国人阐述：“我们帮助少数民族地区发展的政策是坚定不移的。”[53] 这是由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的本质决定的。
放弃社会主义，中国就要乱，就丧失一切。邓小平反复强调，安定团结是现代化建设的政治条件，是压倒一切的问题，事关建设一个“很有前途的中国”的大局。实践证明，只有坚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才能实现安定团结。从上个世纪70年代末到90年代初，中国社会发生了几次较大的社会动荡，都在邓小平的正确决策下得以平息，实现了安定团结，促进了经济社会的发展进步。第一次是解决改革开放之初冒出的否定毛泽东和“西单民主墙”等破坏安定团结的思潮。1978年11月25日邓小平在听取天安门事件平反后的反映时指出，我们要永远高举毛泽东思想的伟大旗帜，保持社会稳定。“现在中央的路线，就是安定团结，稳定局势，搞社会主义现代化。国际上也十分注意我们国内局势是不是能够保持稳定。引进新技术，利用外资，你稳定了，人家才敢和你打交道。安定团结是实现四个现代化的必要政治条件，不能破坏安定团结的局面。这是中央的战略部署，这是大局。”[54]针对一些人利用所谓“大民主”，在北京西单贴出不负责任的大字报，破坏社会安定团结的现象，中央采取果断措施，维护了社会秩序。第二次是平息发生在1986年底的学潮事件。1986年12月中下旬，在资产阶级自由化思潮一度泛滥的背景下，一些高等院校发生少数学生上街游行、张贴大字报的学潮。极个别别有用心的人，利用学潮进行反对共产党的领导、反对社会主义道路的煽动。邓小平旗帜鲜明地指出：“我们的社会主义建设，必须在安定团结的条件下有领导、有秩序地进行，我特别强调有理想、有纪律，就是这个道理。搞资产阶级自由化，否定党的领导，十亿人民没有凝聚的中心，党也就丧失了战斗力，那样的党连个群众团体也不如了，怎么领导人民搞建设？”[55]中国要发展起来，要实现四化，政治局面不稳定，没有纪律，没有秩序，什么事情都搞不成功。第三次是平息1989年春夏之交发生在北京的严重“政治风波”。党和政府依靠人民，采取果断行动，平息了在北京发生的反革命暴乱，捍卫了社会主义国家政权，维护了人民的根本利益，保证了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历史进程。1990年12月24日同江泽民等谈话时指出：“我不止一次讲过，稳定压倒一切，人民民主专政不能丢。你闹资产阶级自由化，用资产阶级人权、民主那一套来搞动乱，我就坚决制止。无产阶级作为一个新兴的阶级夺取政权，建立社会主义，本身的力量在一个相当长时期内肯定弱于资本主义，不靠专政就抵制不住资本主义的进攻。”[56]对待动乱，态度必须鲜明，行动必须果断，一是坚决反对，二是坚决制止。这样，才能维护社会稳定，维护良好的发展环境。
最终将靠“一国两制”把我们国家统一起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一个很重要的特色，就是通过“一国两制”来实现祖国统一。邓小平1990年4月7日会见泰国正大集团董事长谢国民时指出：“中国的形象如何还是要看大陆，中国的发展趋势和前途也在大陆。台湾跟大陆争正统，自不量力。我们相信，最终将靠‘一国两制’把我们国家统一起来。”[57]实现国家统一是所有炎黄子孙的共同愿望，找到实现祖国统一的途径是一个重要问题。1988年6月25日会见台湾客人时指出：“实现国家统一是所有炎黄子孙的共同愿望，反对任何导致台湾独立的言论和行动。这是第一条。第二条，双方应明确建设现代化，发展经济改善人民生活，振兴中华是人民的愿望。发扬几千年中华民族光辉灿烂的文化，是我们统一的一个重要基础。一个是政治统一，一个是发展经济，使中华民族立于世界之林，还有继承和发扬中华民族的灿烂文化。这些是我们的共同目标。”[58]实现祖国统一只有通过“一个国家，两种制度”。1984年6月23日香港知名人士谈话中指出：“我们的政策是实行‘一个国家，两种制度’，具体说，就是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内，十亿人口的大陆实行社会主义制度，香港、台湾实行资本主义制度。这个政策不会变。对香港的政策长期不变，影响不了大陆的社会主义。中国的主体必须是社会主义，但允许国内某些区域实行资本主义制度。大陆开放一些城市，允许一些外资进入，这是作为社会主义经济的补充，有利于社会主义社会生产力的发展。‘一个国家，两种制度’的构想是我们根据中国自己的情况提出来的。实现国家统一是民族的愿望，一百年不统一，一千年也要统一的。怎么解决这个问题，我看只有实行‘一个国家，两种制度’。”[59]1990年9月15日会见马来西亚郭氏兄弟集团董事长郭鹤年时指出：“再没有比‘一国两制’的办法更合理的了。现在对台湾是个机会，对整个民族是个机会，需要大家努力，推动台湾走向统一。”[60]邓小平提出的“一国两制”战略构想，为推进祖国的和平统一进程发挥了重要作用，直接促成了香港问题的成功解决。对此，英国首相撤切尔夫人客观地评价道：“我认为，从历史的观点看，‘一国两制’是最富天才的创造”，“这一构想提供了一个典范，说明了看来无法解决的问题是如何可以而且应该解决的。”[61]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