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震云在其小说《一句顶一万句》中，以孤独无依的两代人为寻找“说得上话”的人“一出一走”为叙事线索，透过对中国人近百年来的生存处境的书写，向世人展呈了“中国式孤独”。
中国式孤独与脆弱的“人—人关系”有关
尽管刘震云在小说中很少提及“关系”二字，但明里暗里都在说“关系”。他道出了中国式孤独的社会根源所在——“西方是人神社会，中国是人人社会”，“西方人心里有一个神，可以随时随地抬头和神说话，中国人没有，中国人得找人说话”。这一观点乍看令人费解：“关系”是遍布中国人日常生活的特色元素，无“关系”不成故事、不成生活、不成社会，每一个人所涉身的“关系”林林总总，其生活也因此总少不了聒噪喧腾，怎么可能会感到孤独呢？但我们确又时常因“关系”而困，都曾有过“‘关系’难处理”或“‘关系’很脆弱”的感受和体会，同时也会感到“活得很累”或“很孤独”。
孤独是一种高度个体化，同时又呈现出一定社会文化差异性的心理体验。对其作出较为清晰准确的界定，并非易事。明智的做法是从反向入手，澄清和辨明其真实内涵。孤独的反面是不孤独，即心有所依。正如鲍曼所讲，自由与依赖是辩证统一的关系，“有所依”，必以部分自由的失却为代价。在西方“人神社会”中，西方人之“所依”是一种宗教性的、开放性的、非对称性的、相对稳固的、自我与社会分化程度较高的“人—神关系”。而在中国“人人社会”中，中国人之“所依”是一种世俗性的、封闭性的、对称性的、不太稳固的、自我与社会分化程度较低的“人—人关系”（包括人己关系与群己关系），为之付出的代价是因 “关系”所“箍”而失却部分自由。对于大多数中国人而言，一旦付出，即期望得到相应回馈（可以是情感性的，也可以是工具性的）。适时足量的回馈，通常是使“关系”得以延续的重要前提，赖于这样一种极其精致化的互惠性平衡的“人—人关系”，显然极其脆弱。
脆弱的“人—人关系”源于自我主义
无论是西方人所谓的“关系”（relationship），还是中国人所谓的“关系”（guan-xi），都至少含涉了“反思性意识”、“人际性存在”两种经验，这意味着它们都必然与自我紧密相关。愈来愈多的社会心理学研究表明，自我及其边界具有文化特异性。杨中芳指出，中西方人在自我结构上的相同之处在于两者皆有一个以身体为边界的内核——“个己”，相异之处则在于西方人的自我边界相对清晰坚实，且与身体边界基本吻合，而中国人的自我边界相对模糊，且具有可渗透性，依随情景变化伸缩不定。在此基础上，杨宜音发现，总有一些人（特别是相互建立起亲密感、信任感与义务感的人）会随着中国人自我边界的伸缩而进进出出，进来即变为“自己人”，出去即转为“外人”，中国人的自我即系由“个己”与“自己人”构成。由此可见，与其说中国人相互依赖，不如说中国人所表现出的更多是一种以“己”为中心，且具有较强情景依存性、向外包容性以及向内收敛性的“自我主义”。
在兼具表意性功能与工具性功能的“关系”实践中，中国人对“自己人/外人”的习惯性区隔，在客观上界定与区分了内外两种不同的秩序，内在秩序系由“你中有我，我中有你”式互惠性平衡所主导，外在秩序则是由人情、面子、角色及理性计算等因素“搭构”而成的具有一定自组织性的复杂“关系网”。相比之下，内在秩序远较外在秩序脆弱，任何来自“关系网”中其他“纽结”有意无意的干扰，以及各种非预期性事件的扰动，都极有可能打破这一精致的平衡，而平衡一旦被打破，即意味着“自己人”被推出，转为“外人”，以致既有内在秩序不复存在，边界也因此而受损，面临重构。
从刘震云的叙事中可以看到，即便是猪下水的予取、旁人添油加醋的传话、意想不到的路途拾金以及区区十几斤的猪肉钱等看似微不足道的“芝麻小事”，都可能打破上述精致平衡，进而“葬送”一对曾经“说得上话”的“过心”朋友之间的交情。最后，交往双方各自带着怨怼、失望与失落感，去找寻新的“说得上话”的朋友，于是，就有了所谓“中国人得找人说话”这种独特景象。
中国的“人—人关系”或面临重构
“关系”如此“箍人”，时常令人厌恶与逃避，这一反应本身在一定程度上意味着“个体化”——人们试图从过去所嵌入的传统社会关系中脱离出来，走向自立自主——的萌芽。在中国社会转型进程中，当西方文化的“个体化”与中国文化的“关系化”相遭遇时，二者的竞争与协商愈益彰著，心理与社会也由此逐步走向分化，中国人在此历程中可能会重构其“心之所依”。对这一可能的发展趋向，我们应予以充分关注。
（作者单位：山西大学教育科学学院心理学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