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乡村文化的衰落与留守儿童的困境

核心提示】留守儿童问题不仅是政策问题、制度问题,更是文化问题。面对现代文化的冲击,现实中的乡村文化与原本的传统文化、乡村历史记忆出现了断裂,农村陷入了较为严重的文化危机,这直接导致了乡村儿童精神世界的荒芜。

  问题的提出

留守儿童问题是在社会转型的大背景下,农民向城市流动所引发的一个重要的社会现象。近年来,随着留守儿童数量的不断增加(据全国妇联、全国心系好儿童系列活动组委会等机构2010年联合发布的《农村留守儿童家庭教育活动调查分析报告》显示,2010年全国农村留守儿童约5800万人,其中14周岁以下的农村留守儿童约四千多万。外出务工年限在1年以上的家长合计占了6成以上,其中,28.5%的家长外出务工年限在5年以上。),留守儿童逐渐成为社会的一个公共议题,不仅被学者所关注和加以研究,而且引起了社会各界的普遍关注。

所谓留守儿童是指农村中因父母双方或单方长期(时间长度一般在半年以上)外出务工或经商,由祖辈、父母单方或他人抚养和教育的、年龄在6~16周岁之间的儿童和无人照顾的儿童。将留守儿童当做一个公共议题和亟需解决的社会问题,在很大程度上是因为我们被告知,留守儿童的“留守”状态(留守儿童的“留守”并非是不可逆的过程和经历。“留守”对于许多留守儿童来说只是暂时的、动态的生活状态而不是贯穿生活始终的属性,留守状态随时会因父母回家或者被父母接走而结束,留守状态的变化空间很大。就此而言,留守儿童并不能构成对某一类儿童的固定称呼,而只能是对儿童的留守经验这一生活状态的描述。)会对他们的生活和学习等各个方面造成诸多的负面影响,在留守儿童身上发生了不同于普通儿童的许多“问题”——这也是许多实证研究的潜在假设。但是,如果我们放开历史的视野就会发现,由于亲子分离而形成的留守儿童并非是一个新生群体,该群体存在的历史可以追溯到近代甚至更早。无论是历史上的走西口、闯关东之类的人口国内迁移,还是下南洋形成的人口海外迁移,都导致了大量留守儿童的产生。明清时期,安徽徽州商人大量去江浙等地经商,在他们的家乡也存在大量的留守儿童。而由城市化产生的留守儿童,在近代的浙北、苏北等地也早就初具规模。不过彼时,留守儿童尚未成为一个社会问题群体。为什么20世纪90年代以后,留守儿童问题成为社会的一个公共议题呢?我们认为这不仅仅是因为留守儿童的规模日益庞大,经过一系列的社会建构和学术建构活动,得以“被发现”和形塑,更主要的原因还在于乡村社会的嬗变,使乡村的育人环境发生了根本性变化。在通往现代化、城市化的路途之中,乡村社会完全处于劣势和被动地位,乡村文化衰落了。身强力壮的劳动力到城市打工挣钱,获得了见识,开阔了眼界,却已经远离乡村生活,对于当下的乡村文化生活秩序而言,他们处于一种“不在场”的状态。而传统乡村文化的代表——年长者,则因无法适应社会的发展而沦为乡村社会的边缘人物,乡村本土文化秩序处于迅速瓦解之中。更为关键的是乡村文化价值体系的解体。求富裕成为乡村人压倒一切的生活目标,利益的驱动几乎淹没一切传统乡村社会文化价值,经济成为乡村生活中的强势话语,乡村生活逐渐失去了自己独特的文化精神内涵,赌博、买马、暴力犯罪盛行。这种乡村社会衰落和文化解体的局面,必然导致乡村儿童精神的荒漠化,极大地影响乡村儿童的成长,对乡村儿童成长造成困扰。从这个意义上也可以说,留守儿童问题,不仅仅是亲子分离造成的,也与乡村文化的衰落有关。并且,这些问题很大一部分并不是留守儿童群体独有的,也是众多农村儿童共同面临的。

现在学术界在讨论留守儿童问题和困境时,绝大多数将其归咎于个体和家庭层面的因素,强调亲子分离是造成留守儿童问题化的主要原因,而很少有研究者关注“社区文化”这一层面因素对留守儿童的影响。社区作为儿童社会化的重要场域,无疑是影响留守儿童发展的重要因素。社区文化功能的完备显然是儿童社会化的重要条件。中国大规模的人口流动在家庭层面造成了亲子分离,而在社区层面则造成了村庄的凋敝和空心化。人口流动所导致的乡村结构变迁不仅仅体现为人口组成的变化,也体现为乡村文化的嬗变。而这些变化对留守儿童的影响是更为根本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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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责任编辑:赵光菊]
标签: 乡村文化   留守儿童   文化危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