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巨大社会能量的激活与规则相对缺失现象的并存
在中国现阶段，我们可以清晰地看到一种社会转型期所特有的现象，即巨大社会能量的激活与规则体系的缺失这两种情形同时并存。这势必会造成众多的社会矛盾。
在改革开放以前的30年间，就总体而言，社会能量被严重地抑制，难以得到有效的激活和释放。受极端意识形态的影响，当时整个社会所提倡的人们基本行为取向，实际上是两个“高于”，即：“理想高于现实”，“长远目标高于近期目标”。人们不能谈利益，甚至不能多谈生活质量生活方式。整个社会在鼓励类似于禁欲主义的生活模式。一旦有人重视生活质量生活方式，常常会被冠以“资产阶级生活方式”而予以批判。这种做法尽管在某种历史条件下，在某个特殊的时段当中，或许能起到一种激励的作用，但毕竟不符合人的正常需求，因而不可能长久。邓小平指出：“不重视物质利益，对少数先进分子可以，对广大群众不行，一段时间可以，长期不行。”重要的是，当时的社会成员有着严重的人身依附性。在严格的户籍制度和档案制度的强力管理下，人们往往依附于某个单位或某个公社，终其一生被禁锢在某个固定不变的位置点上，社会成员不可能具有自主性，不可能进行必要的流动，更不可能进行自由自主的创造。在前述情形下，整个社会的能量不可避免地被压抑禁锢。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社会巨大的能量被激活释放。这突出地表现在：其一，民众对经济利益及富裕生活表现出一种前所未有的普遍热衷和追求。这种情形符合现代化的规律。因为现代社会的一个重要特征就是世俗化，即随着现代化和市场经济过程的推进，整个社会的民众必然越来越重视现实的生活问题，重视现实的经济利益。改革开放以后，中国民众的行为取向回归“正常”。执政党和政府也在鼓励中国民众实现“共同富裕”的目标，强调要“让一切劳动、知识、技术、管理和资本的活力竞相迸发，让一切创造社会财富的源泉充分涌流，以造福于人民”。如今，人们追求经济利益已经成为一种为整个社会所认可的正当行为，成为经济发展的巨大动力来源。“在长期的和平建设环境中，人们对物质生活需要的要求增长得更为迅速，经济利益因素逐步成为经济生活中的主要动力。”其二，社会流动趋于正常化。“1978年以后，在现代化进程和市场经济进程推进的影响之下，社会流动呈现出一种相对正常、有效、畅通的局面。”“社会成员从总体上说开始摆脱了过去的那种身份隶属化、工作固定化、居住不变化的局面，获得了初步的却是大面积的自由，涉入垂直流动、水平流动、结构性流动以及自由流动的社会成员人数大幅度增加，社会流动整体呈立体状。”在不小的程度上，在不小的范围内，中国民众如今已经可以按照自己的意愿，进行多种流动的选择。这就从基础的层面上，激活并释放了巨大的社会能量。其三，民众的思想观念出现了多样化包容性的状况。改革开放以来，随着现代化和市场经济进程的推进，中国民众思想观念也取得了长足的进步。同现代社会和市场经济相适应的以人为本、自由、平等、公平正义等基本理念深入人心，人们的独立意识、包容意识等等在普遍增强。这些成为社会能量得以持续激活释放的重要源泉。
我们在看到巨大社会能量被激活释放的同时，还需要看到问题的另一方面，即在中国现阶段，从某种意义上讲，规则体系处在一种缺失和紊乱的状态。
在急剧转型的中国社会，原来许多同计划经济体制相适应的规则已经失效或是不大管用了，而新的能够同现代社会和市场经济体制相适应的规则体系还没有系统地建立起来，换言之，能够同市场经济和现代社会相适应的规则体系正处在一个重建的时期。正是从这个意义上讲，在中国现阶段，规则体系处在某种缺失(空档)和紊乱的状态当中。这种现象并非中国现阶段所独有。纵观各个国家和地区现代化建设的历史，我们可以发现，这几乎是所有的发达国家和地区在其早期现代化阶段都曾遇到的问题。
在中国现阶段，规则体系的某种缺失和紊乱主要表现在这样几个方面：
其一，在一些重要领域当中，法治社会的基本要件———法律制度还没有完整地建立起来。改革开放以来，随着市场经济的迅速发展，同市场经济相适应，中国经济领域中的大量法律法规相对来说建设得较为完整。但是，同经济发展相比，社会等领域的发展相对滞后，这些领域的法律法规建设也相应地有些滞后，特别是一些相配套的法律还没有制定出来，比如，虽说已经有了《公务员法》，但与之配套的《公务员财产公示法》以及《反贪污法》还没有出台。即便是有些法律已经制定出来，但仍然不够健全。比如，中国现在尽管有了《民法通则》，但离完整的《民法典》尚有一段距离。其二，有法不依现象较为明显。不少法律制定出来了，但是缺乏应有的权威性，没有得到有效的执行和实施。正如习近平所指出的那样，“保证宪法实施的监督机制和具体制度还不健全，有法不依、执法不严、违法不究现象在一些地方和部门依然存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