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4年元旦，在杭州郊区的南湖边上，法学教授范忠信双腿跪地，爬行了一公里。“如果不爬都对不起我的名字。”他说。一年前，这位法学学者打赌：“2013年里，除了民族区域自治的地方外，其他所有省市会实现县乡级公务员财产公示”。而赌注，则是“输了罚自己爬行一公里”。（1月8日中国青年报）
范忠信教授关于“官员财产公示”的赌约失败，履行了之前“爬行一公里”的承诺。说实在的，对这个赌约当初很多人就不报啥期待，随着2013的日子流水般逝去，到12月底，范教授自己也慨叹“无望”，决定履行“爬行一公里”的承诺。教授爬行，看似有辱斯文，其实毋庸说是一种另类的公共表达。
官员财产公开一直是个难啃的硬骨头。范忠信教授“赌约”的失败，无论是其本人对财产公开的困难考虑不充分，还是像有些旁观者带有讽刺意味的“盲目乐观”，其实都从侧面反衬出“官员财产公开”这一公共话题的敏感和艰涩。应该说，作为一位颇有建树的法学学者，范教授未尝不了解官员财产公开这个话题所面临的处境，以及推动官员财产公开无法绕过的重重阻遏。他的“赌约”以及“践诺”，与其说是考虑欠周详，不如说是将计就计，是围绕官员财产公示这个不乏敏感的公共话题进行一次公共表达。
“爬不爬行，自己的事；发不发声，学者的事。”堂堂教授却要跪地爬行一公里，表面山看似乎“有辱斯文”，但我们宁愿将其爬行看作一次公共行为艺术，是对“官员财产公示”这个公共话题的继续呼吁。即便爬行掉了面子辱了斯文，但个人层面上的些微荣辱，在面对公共话题发声所昭显出来的社会担当精神，显得那么微不足道。
履行爬行诺言，于个人是对饱满人格的支撑，于公共而言则是社会担当意识的体现。作为知识文化精英群体，学者教授不仅应当“独善其身”做好本职工作，更应该“兼济天下”就公共事务发出自己的声音。不论是传统士大夫的精神遗留，还是现代公共知识分子的社会担当，都告诉我们学者教授不能止于“躲进小楼成一统”搞学术研究，更应该在完善公共表达，推动社会进步方面有所担当。“学者应为社会而存在”，不仅要做社会变迁的观察者，更要做助力社会进步的践行者。
“躲进小楼成一统，管他冬夏与春秋”不该是现代知识分子的归宿。作为知识文化精英群体，学者在利用智识推动社会进步方面有着普通人难以企及的效果。对公共事务发声，理性而温和的公共表达，建设性的建言献策，做一个公民型学者，或者一个学者型公民，现代知识分子理应当仁不让。这也是知识分子作为公共存在的基本价值所在。
其实，知识分子的公共表达正有序延展。不论是学者于建嵘去偏远地区开展乡村建设实践，还是不少法律学者通过微博等新媒体对官员财产公示、地方政府违法拆迁等公共事务的关注和发声，都是知识分子对其最基本的公民身份的切实履行。说到底，知识分子围绕公共事务的发声，实际是对公共权力保持一种超乎寻常的敏感，是对萨义德在《知识分子论》中所言“对权势说真话”的知识分子宝贵原则的加持坚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