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编：三中全会相当到位地规定了农民的土地权。这只是一个原则，还有待具体的政策，由政策到农民的现实权利，还有一个过程。可以想见，这个过程不是那么容易。仅是放弃从经营土地中获得巨额收益的惯性，也是对地方政府的一个考验。
在微信圈读到一位记者朋友写的一篇有意思的文章。文章介绍了一个“三中全会下新型城镇化”的论坛，出席论坛的有政府官员或前官员，地产商和其他农商企业主，专家、学者和记者。论坛内容就不必转述了。有意思的地方在于，论坛上为农民的利益，国家政策研究机构的一位前领导和记者观点不合，红了脸，说了伤人的话。
不为个人利益，只为是纯粹的观点之争而投入感情，虽然可能涉及气度，但仍属可贵。政府研究机构的前领导和记者可能都认为自己了解农民，在为农民说话。可是，我觉得，他们都“没有农民更了解农民”，不是吗？
我是想以这个小例子来说，关于农民的问题，农民常常不在场。讨论他们的命运时不在场，决定命运的时候也不在场。而在任何议事规则下，当事方不在场的讨论和决定，都是低效的或无效的。事实上，如果在讨论农民的问题时问一下农民的意愿，精英阶层的争论可能就不那么重要了。
但在充满偏见的精英习惯里，似乎没有这个必要，并且所有人似乎都习惯了在所有的议程中都没有农民的议席。受教育程度低、“无知”，被默认为“不会表达权利”的前提。
然而，这是一个伪命题。受教育程度低未见得不会表达权利，在中国的城乡差距和阶层差距的序列中，农民属于较差的底层了，但是，他们却是在利益面前不妥协的阶层。
在今天以前，全国各地对农民的责任地和宅基地都实行“征用制”。即先从农民那里把土地拿过来，再对农民实行“安置”，然后把地卖掉，所产生的巨额效益则跟他们没有关系，致使其中许多人失业，并成为城镇贫民，其医疗和社会保险，要么没有，要么很低。从十八届三中全会对这种“征地模式”的不留余地的否定，我们也可以说它“很不合理”。
但从这种模式产生开始，农民就在不断地抗争。相关消息简直汗牛充栋，遍布网络。你怎么能说农民不会表达自己的利益呢？
而今，三中全会相当到位地规定了农民的土地权。这只是一个原则，还有待具体的政策，由政策到农民的现实权利，还有一个过程。可以想见，这个过程不是那么容易。仅是放弃从经营土地中获得巨额收益的惯性，也是对地方政府的一个考验。
回望过去，政府征用农民的土地，不仅农民个体缺少知情权，甚至作为农村土地的名义持有者——村或社的“集体”，也缺少发言权。以后，在实现三中全会规定的农民对土地的权利时，必须让农民有自己表达自己的权利。
没有取得他们的委托，任何人不可强行代理他们。这一点，知识精英和权力精英都要有认识。
（2013年第41期《南方人物周刊》何三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