采访背景：第23届世界哲学大会于2013年8月4日至10日在希腊雅典举办，在闭幕式上，国际哲学联合会程序委员会主席德莫特·莫兰宣布，第24届世界哲学大会将于2018年由中国承办。这是中国首次获得世界哲学大会的承办权。
中国与世界哲学大会
人民论坛记者：世界哲学大会，相当于哲学界的奥运会。中国获得2018年世界哲学大会的承办权，让国内学界有一种“申奥成功”的喜悦和期待。不过，在此之前，国内一般民众对“世界哲学大会”似乎认知度不是很高。您为我们简单介绍一下哲学大会以及中国人参会的情况吧。
杜维明：世界哲学大会是国际哲学界的盛会。它起始于 20 世纪初，第一届世界哲学大会由一些知名哲学家倡议于 1900年在巴黎召开。二战结束后由国际哲学联合会（International Federation of Philosophical Societies，简称FISP）主办，每5年举行一次。它没有像奥运会那么热闹，因为它比较集中在学术界，特别是哲学界，但是它对人类的影响力可能更长远一点。
哲学作为一个有历史渊源的学术分支，是集体历史记忆最强的一个学科。我们提起哲学，一般人都知道古希腊的苏格拉底、柏拉图、亚里士多德，有很多人甚至也知道在中世纪的神学家阿奎那，之后霍布斯、洛克、休谟，再往后就是康德、黑格尔、马克思，一直到20世纪，大家一般都会想到维特根斯坦，或者英美的分析哲学家，或者是欧洲的现象学等等。哲学的继承性非常强。
中华民族文化是源远流长的，有古有今，而且源源不断，也许是世界上唯一的延续5000多年的民族文化。哲学上，我们也有道统的观念。然而最近150年来，中国社会、政治经过巨大的变化，中国人对自己传统文化的记忆不是那么清晰，道统的观念也非常淡了。20世纪整个中国的学术研究，都受到了西方的影响。例如现代中国哲学界，从冯友兰他们开始，冯友兰用西方的新实在论来了解朱熹，贺麟用黑格尔的哲学来了解中国的心学。现在中西马这三大块，西哲人数最多，然后马哲。研究中哲的，也多半是受了西方影响以后，重新用西方的语言来了解中国哲学。这个情况不仅存在于哲学界，在中文系也很突出：一篇论文完全用中文写的，所有引用的文本都是中国的经典，如庄子、老子、孔子、孟子，但是当分析的时候，概念、理解全是西方的——德里达怎么说，福柯怎么说，等等。
所以，在相当长的时间里，所谓的哲学就是西方意义下的哲学，特别最近50年来，因为受到分析哲学的影响，哲学已经和西方的职业话语体系连在一起。
也正因如此，每5年一次的世界哲学大会以前都是西方，主要是美国、欧洲国家举办。一直要到2003年才第一次到了土耳其的伊斯坦布尔。然而，虽然土耳其90%的领土是在亚洲，但这个国家现在努力要加入欧盟，价值观更倾向于欧洲。哲学大会真正到亚洲就是2008年在汉城举办，即现在的首尔。
中国学者第一次参加哲学大会是1958年，冯友兰、贺麟等四位代表参加。我个人第一次参加世界哲学大会是1968年，在维也纳。那次对我有很大的震撼，因为当时国际上有名的那些大哲学家都去了。我印象比较深刻的是1983年，在加拿大的蒙特利尔，第一次有一场关于中国哲学的圆桌会议，而代表中国参加圆桌会议的是汤一介先生。汤先生提了一个很重要的论文，讲中国哲学的三个特色：情景合一、天人合一、知行合一。
哲学大会有很多不同规模、不同主题的会议，其中最重要的是全体大会。全体大会一般在前4天，每天1场，每场有3个人做报告，这样的话，只有12个人能在全体大会发言。所以，在全体大会发言，就代表他是当时大家承认的、在哲学界比较有影响力的人。
世界哲学大会第一次有亚洲人的声音（指在全体大会发言）是1998年在波士顿，那次我做了一次报告。本届在雅典的哲学大会，我们中国的陈来教授在全体大会发言，讲了“儒家的实践智慧”。从1901年到现在，世界哲学大会的主题发言第一次可以用中文，讲儒家哲学，我觉得这很有价值。
中国申办世界哲学大会的历程
人民论坛记者：中国申办哲学大会，您是从什么时候开始有这个想法的，此前做了哪些准备？
杜维明：我有这意愿很久了，远在我做主题发言的那一次，1998年。到了2003年，我提议将中文作为哲学大会官方语言，结果被拒绝了，持反对态度的主要是日本的代表，他的理由是，在世界哲学界有影响的中国哲学家，没有一个人不会用英文，所以不需要中文——是这样一个奇怪的理论。
2008年韩国举办的哲学大会为我们打开了一个局面，他们很重视中国哲学，特别设有儒家哲学、道家哲学、佛教哲学的专题。在这次大会上，我再次提议将中文列为官方语言，经过辩论之后，国际哲学联合会的执行委员会，正式通过把中文列为哲学大会官方语言之一，所以2013这次在雅典开会的时候，很多人用中文发言，这在以前是不可能的。那之后，我就想，可否申请世界哲学大会在中国举办，让中国哲学作为世界哲学研究的一个领域，给它创造一个发展的空间。
人民论坛记者：那此次申办的过程是怎样的？
杜维明：我们是由北大哲学系出面申办，但也是由学校组织决定的。2012年是北大哲学系百周年纪念，当时在勺园召开一个启动大会，会上我做了一个发言，提到北大应该争取申办2018年的世界哲学大会。我讲的时候，周其凤校长打断我，说“我们一定争取！”有了这个承诺，我们就着手实施了。
今年3月份，我们把FISP主席、世界哲学大会的主席William McBride教授请来，他做了一个报告，“作为公共话语的哲学（Rethinking Philosophy as a Public Discourse）”。报告之后，William McBride教授和北大哲学系部分老师座谈，王博教授等人表达了承办世界哲学大会的愿望，William McBride教授就承办的具体情况进行了说明。
今年的哲学大会是8月4日—10日在雅典举办，8月9日决定下一届哲学大会的举办地。北大哲学系主任王博教授和一位年轻老师刘哲出面去申办。
哲学大会和奥运会不一样，要到大会现场申报，由FISP执行委员会现场投票决定。执行委员会会员共有100位左右，但不一定是所有人都能来，这次大约80位会员参与投票。我们的竞争对手主要是巴西。巴西由国家出面，动员企业界、媒体、学术界，印了一本漂亮的小册子发给大家。每一个申报的代表只有15分钟发言，他们发言时播放各种的宣传片，气势很壮，还开出一个诱人的条件，请与会代表到巴西旅游观光。另外他们还有一个非常坚实的理由，世界哲学大会曾经在汉城举办，已经到过亚洲了，但是还没有来过拉美。另外巴西又联合阿根廷和智利，势在必得。
我们的策略是，先由王博代表北大校方和哲学系用中文表达申办意愿，再由刘哲用法文介绍北大哲学研究现状，然后我用英文陈述申办理由。我不管什么旅游观光，纯粹从哲学讲。我的理由主要有三点：
第一，从2013年开始，中国的整个人文氛围有了很重大的转化，有新的气象出现。从上到下都认为发展不能只是经济发展，还应该有政治、社会、文化、生态的发展，而这五个发展是同时并进，发展也是人的全面发展。“人的全面发展”议题提出来以后，有很多哲学可以思考的空间，需要哲学来帮助我们了解什么是人，我们向什么地方去，什么是人的基本价值，什么是终极关怀，等等。所以，中国现在的氛围需要哲学，中国也需要世界哲学大会。
第二，长期以来，哲学专业化的倾向越来越强，逐渐变成象牙塔内部极为封闭的特殊的科研。正因为如此，在过去50年，在世界极有影响力的思想家、哲学家极少，几乎没有，所以哲学必须要跳出狭隘的专业，面对公共领域，而中国是一个能够让哲学家发挥积极作用的地方。另外，中国的政府，以及企业、媒体对哲学有很浓厚的兴趣，这可以为哲学界提供一个难得的机缘。
第三点也很重要，我说哲学必须全球化，拥抱中国、印度、拉美等所有人类文明。哲学是希腊兴起的，西方哲学从希腊开始就和宗教存在矛盾冲突，可是理智和信仰在中国文化里是融合在一起的，哲学如果不能够拥抱中国智慧，就不成其为哲学。
我讲完了以后，有十几个提问和辩论，其中最有挑战性的是一位美国哲学家，他对中国的人权现状提出质疑。
人民论坛记者：您怎么回应的？
杜维明：我说，中国政府毫无疑问会保障人权。联合国所有的关于人权的宣言、文件，美国有很多没签署，中国全部都签署，所以中国有强烈意愿要符合联合国所有的人权规定。但中国有中国的法律，中国的国情。中国内部特别担忧安全问题，这个大家都了解，美国也一样。出于安全问题的考虑，所以关于人权，在不同国家都有一套它的逻辑，这是我们可以争议的。
另外，这里还涉及到一些所谓普适价值的问题。像理性、人权、法治、个人尊严，这些都是启蒙运动以来扎根在西方的普适价值。但是，还有这些所谓的西方普适价值没有包括的，在很多地方同样重要、甚至更重要的普适价值，比如儒家的基本价值。这些价值之间需要对话和包容。例如，自由是普适价值，正义也是普适价值，你只讲自由不讲正义，就有问题。理性绝对是普适价值，但不要忘了在中国还有慈悲，还有同情。人权是普适价值，但责任同样是普适价值；个人的尊严是普适价值，但社会和谐也是普适价值。另外，法治是普适价值，但是我们礼貌、礼让的“礼”难道不是普适价值吗？
世界哲学大会对中国的意义
人民论坛记者：世界哲学大会在中国举办，对中国学术界、对中国人的生活会有什么影响？
杜维明：2018年的题目还没确定，今年应该可以定题。明年大概春夏之交，FISP就要来中国开会了，二三十位世界顶级的哲学家都要来，我们会举办一系列学术会议。2015年，国际哲学学院（IIP，International Institute of Philosophy）也要来中国开会，因为每个国家最多只有4个人能成为国际哲学学院的院士，所以他们确实是世界上最有代表性的哲学家。在2017年FISP还要来中国一次，为2018年世界哲学大会热身。这样的话，从现在到2018年，世界顶级的哲学家，相当多的人要来中国。不只是西方的哲学家，全世界各地方代表，各种不同哲学，甚至包括非洲的哲学家都会来，会在北京、北大做讲座。对中国学界来说，这将是一次接触世界各国哲学智慧和前沿哲学问题的机会，非常难得。
另外，我有一个意愿，希望政府、媒体，还有企业界都开始关注哲学课题，因为现在中国应该将重要的哲学课题提到议程上来了，我们现在有非常好的环境。让哲学从一个象牙塔里面、特别专业的领域走出来，走入人们的生活，这是我们的机会。与中国相比，希腊现在经济很糟，但她就是一个哲学的王国，本届世界哲学大会每一次报告的听众都上千人，而这上千人不是来凑热闹，而是确实在哲学上面有一些素养的人。我们还没有到这个程度。
人民论坛记者：现在我们国家很多人还是太过功利化，对哲学不感兴趣，只关注经济利益。那我们的哲学工作者应当如何作为？
杜维明：这是个大挑战。举个例子，听说有一位北大的教授，发现一个高中女生非常聪明，思考问题极为细致，所以就赞美她，说“像你这样的人要到哲学系”。没想到这女孩听了很伤心，说“伯伯你看不起我，我是可以考上北大光华管理学院的，你却认为只能进哲学系”。所以你刚才讲的非常对，目前国内整个氛围，文科被边缘化，文科中哲学又是更被边缘化，人们认为哲学无用，而且若不是学文、考研，这些东西根本不需要。所以，媒体要发挥一些引导作用，现在时机成熟了。
为什么中国的经济很强，在世界上很快就会成为最大的经济体，而中国文化的力量那么软弱，没有影响力呢？撒切尔夫人讲过这话，说“我们不要担心中国，因为它没有文化的力量，它不可能成为一个大国”，这是对我们很大的羞辱，但是我们的表现却正好印证了她的话。
为什么中国现在的软实力，或者在国外的文化影响力那么薄弱？
我想我们必须要接受这样一个事实，就是最近150年来，中国遭受了很大的苦难，社会经过了剧烈变动，思想也发生了很大的变化，延续千年的“道统”发生了断裂。
先说从鸦片战争到五四这60年，1840—1919，每10年有很大的变化，使得中国的军事、政治、社会、文化都瓦解了。先是军事被人冲垮了，于是曾国藩他们发展近代工业；工业上没有成功，然后清朝灭亡，社会逐渐解体了；五四的时候，文化认同破灭，不相信中国文化的任何资源能帮助我们自强自救；然后就悲愤，再来就是一种强烈的无奈——鲁迅所塑造的阿Q、祥林嫂，表现的就是一种无奈。没办法，所以后来胡适接受全盘西化。虽然胡适否定传统，但他骨子里还是爱国主义，是救亡图存，这其实是儒家很深刻的一个家国天下的情怀。当时的知识界，大多都是这样一种矛盾、复杂的，强烈的反传统和强烈的爱国主义交织的心态。
从五四到建国这30年，1919—1949年，变化就太大了，八年抗战，几千万人流离失所，真是要到了亡国灭种的边缘，那种悲愤之情就更强烈了。
新中国建立以后，从1949—1979年这30年，每5年是一个大的变化，到了文革的前后，中国最杰出的一批知识精英和中国传统决裂，然后中国人本身摧残我们最好的文化，到现在我们还要拨乱反正。
1979—1989这10年，就是改革开放前10年，你们太年轻了，对这段历史可能没感觉， 80年代我在北京教书，感受很深。当时中国的思想世界就和五四时代一样，西方任何思想都在中国大行其道，在那个时候最有敏感度的学人基本上都是自由主义者，而且基本上有一个共识，大家认为中国的问题出在一个斯大林式的专制和一个封建遗毒的结合，封建遗毒就是儒家，你必须把这个打破。所以才有《河殇》，提出要从黄土地到蓝色海洋。这都是情绪化的东西，结果一直斗争到天安门，闹了个大悲剧。
1992年邓小平南巡，1994年上海开始改革，市场经济开始发展。从1994年到现在这个20年，7亿人脱贫，这在人类历史上没有出现过。一个当时只是日本经济1/50的国家，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这就靠中国人的劳动。现在，国家在走向富强，但社会发展还不够健康。看现在中国的情况，一方面你会听到强烈爱国主义的声音，甚至爱国主义变成一种民粹；另一方面，是强烈的不安全感，强烈的忧虑，还有强烈的愤愤不平之气，幸福指数很低，人与人之间的关系比较紧张。最近这五年，我们的气极盛，但是极不顺。这个力量如果不能够理顺，非常危险。
在这个环境之下，我们就要考虑文化中国的问题。这种工作要靠学术界、媒体、企业、政府那些先知先觉的人，横向沟通，而且真正把严肃的哲学问题提出来，例如什么是人、什么是发展、什么是智慧、什么是幸福，等等。我们要靠哲学、文化安顿人心，让我们的国家、社会健康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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