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社会科学院工业经济研究所投资与市场研究室主任、研究员 曹建海
“中国人应当为自己找到更多的投资方式”
总的来说，我们走了一条以房地产投资为龙头和主要抓手的粗放式增长之路。在这种体制下，房价只有不断高涨，才能促进对房地产的投资，也才能拉动基础设施投资，最后联合拉动对工业的投资，从而形成一个看起来良性的循环
经济高速增长和城镇化高速发展时期的主要特征是人口向城市集中，中国房地产的需求主要来源于此。在中国，对房地产的投资占到了整个固定资产投资的20%，地方政府的基础设施建设有很大一部分依赖于土地财政，所以在总的固定资产投资中，约有一半左右都与房地产投资相关。工业投资中70%属于重工业，而这些又与钢铁、水泥、玻璃等建筑材料有关，形成巨大的能源消耗。总的来说，我们走了一条以房地产投资为龙头和主要抓手的粗放式增长之路。在这种体制下，房价只有不断高涨，才能促进对房地产的投资，也才能拉动基础设施投资，最后联合拉动对工业的投资，从而形成一个看起来良性的循环。据统计，2007年以来，中国房地产开发业的毛利率平均在30%以上，其中知名房产开发企业的毛利率则在50%以上，而制造业通常只有10%的毛利率。行业的悬殊利差导致大量制造业企业向房地产业转移和跨业经营。今日中国稍微有些规模的制造业，几乎没有不做房地产的。通过开发房地产、依靠土地升值获取利益，已经成为一个看似不败的投资策略。这种不可持续的增长模式必然以经济的大起大落为代价。现在中国为了避免经济的大起大落，采取了一系列措施来防止房价泡沫的破灭，但这条路是不可控的，结局很难预料。
中国人民大学公共管理学院教授 黄燕芬
“根据税前收入的不平等状况规定不同程度的税率”实施难度非常大
目前只能以尽快形成家庭为计税单位、综合与分类相结合的个人所得税征收制度作为改革目标
席勒关于中国收入分配的忠告值得重视。只是 “人们可以平等地拥有财富”谈何容易！席勒似乎强调的是结果平等，那么起点的平等和过程的平等就不重要了吗？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强调起点平等，但是不同的人群客观上是不平等的，比如原国营贸易企业职工、原外贸部门的公务员下海搞外贸和普通劳动者搞外贸的结果就不可能一样。现在的收入分配结果似乎谁都不满意，穷人不满意因为贫富差距太大，富人不满意因为创业太难，中等收入者不满意因为房子压力山大。席勒认为中国政府不应该通过立法为每个不同的税收等级强制规定一个固定的所得税税率，这个观点值得参考和吸收，但是“提前拟定一个公式，根据税前收入的不平等状况，以其统计学测量手段规定不同程度的税率”，实施难度非常大。因为很多人税前收入不透明，特别是存在大量的灰色收入。在笔者看来，目前只能以尽快形成家庭为计税单位、综合与分类相结合的个人所得税征收制度作为改革目标。
中共中央党校经济学教研部教授 张玉杰
“只有不失时机地推进经济制度和经济结构改革才会使中国故事完美演绎下去”
中国奇迹的创造来源于三个方面：面向世界开放，深化体制改革，转变发展方式
2012年，中国人均国内生产总值达到6100美元，大大超过了人均4000美元经济结构转变的阈值。近些年，中国经济发展、社会进步，已经成为世界最大的单一国家市场、最大的奢侈品消费国、最大的工业生产国、最大的外资进入国、最大的保持长期增长的经济体……以GDP年增长率连续32年超过7%创造了世界经济史的奇迹。中国奇迹的创造来源于三个方面：面向世界开放，深化体制改革，转变发展方式。毋庸置疑，长期保持经济发展十分不易，如何防止跌入“中等收入陷阱”，如何防止在一轮一轮的经济发展中出现通胀或滞胀，如何防止实体经济产能过剩、市场萎缩，如何防止“虚拟经济”过度而出现泡沫，如何创造新的经济增长点等等，这些问题都是经济学家们长期研究的问题。经济学家不是算命先生，但是中国奇迹却证实或证伪了经济学说史上的古老命题，同时也引发了新的命题。
复旦大学经济学院副院长、金融研究中心主任 孙立坚
今年诺贝尔经济学奖为何全部都颁给了金融学家
2013年经济学诺奖金融领域的研究成果大放光彩，耶鲁大学教授席勒等金融学家在此时获奖意义深远。事实上，自2008年金融危机爆发以后，越来越多的人开始把目光投向研究市场预测能力问题，并通过严谨的学术模型，对美国历史上有代表性的资产泡沫和危机以及2007年楼市泡沫作过深入分析。在危机时代，大家觉得席勒获诺奖无可厚非，但是大众期待一再落空，而这次他的研究成果之所以进入全球公众的视野，是因为在后危机时代，全球面临的最大挑战是如何处理由危机时代各国央行超宽松的货币政策进行救市所带来的新一轮流动性泛滥的问题。席勒的研究成果最好地为世界各国敲响了下一轮经济和金融泡沫或将再现的警钟。席勒成功地运用了现代行为金融学的理论，从一个全新的视角，揭示了“市场失败”的原因在于投资者“非理性行为”这一更重要的内在逻辑，从而进一步补充了“金融市场微观结构理论”所描述的由于“信息不对称”原因对市场存在“不公平”的“超常收益”现象的解释。从这个意义上也可见，政府强化科学的事前“预警机制”和事中的监督体系以及事后的监管制度是十分必要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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