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化的时间研究意义
“一切存在的基本形式是空间和时间，时间以外的存在和空间以外的存在，同样是非常荒诞的事情。”①美国文化人类学家、跨文化交际学奠基人霍尔（Hall）曾指出：“时间是所有文化的基础，所有的活动都离不开时间观念，时间观是一个人的世界观的组成部分。”（Hall，1982）②只有结合文化的时间属性进行文化研究，才能揭示文化时空的真正本质与特性。
对于不同的民族或文明来说，时间观念受到地理环境、生存状态、社会历史状态、经济发展程度、宗教教义以及社会生活的影响。时间观念具有文化性，“时间会说话。它比有声语言更坦率，它传达的信息响亮而清晰。”（Hall，1959）③在某种意义上可以说，时间观是人们的一种文化无意识或集体无意识，而这种集体无意识正是文化深层结构的一部分。
中西文化的时间哲学解读
向前与向后的辩证取向。如果从哲学角度概括的话，时间的属性在于一维性和不可逆性。不同文化的时间意识的比较与解读也需要从这一维度出发。哲学上曾采用持续、间断、无量、有量等来界定时间的抽象特点与意义，而人们的日常生活则需要过去、现在、将来或前、现、后等来表示人的生存状态，例如语言学用过去式、现在时和将来时；文艺学、社会学、政治学则用前现代、后现代；宗教则用现世和来世，这些文化概念和话语都被用来表示某一特定的时间段。
近年来，美国文化人类学家M·米德（Margaret Meed 1901~1978）提出“三喻文化”，对文化的时间维度做出了新的阐释。米德用“后喻的”（postfigurative）这个词用来指未来重复过去，“同喻的”（cofigurative）表示现在是未来期望的指导, “前喻的”（prefigurative）则表示长辈需要向孩子学习自己未经历过的经验的文化。④
向前或向后的辩证取向是中国文化和西方文化在时间哲学上的一个巨大差异。“向后看”的后喻社会和文化一直是中国在时间发展和演化中的方式。中国人文化人格的基础在于，对祖系和传统的尊崇，这种后喻性的社会和文化的原因在于中国历史上漫长的原始社会、奴隶社会和封建社会非常低下的生产力和生产方式使得经验的代代相传成为推动中国社会和文化发展的主要方式。一般而言，历史悠久的民族较注重过去，主张把过去的经验和教训作为现在行事的参考，以历史和祖先为荣，常采用“后喻的”时间取向，所以中国人在做事情时通常会引经据典，追本溯源，循规蹈矩。
西方资本主义和工业文明的飞速发展则为其同喻和前喻性社会和文化传递方式奠定了基础，这充分体现在西方未来学著作《第三次浪潮》中所阐述的对时间的哲学思考和观念。如果说托夫勒在《第二次浪潮》中提出的与农业社会和文明相左的，以同步化、精确化、标准化和直线化为特性的工业文明的时间观属于同喻性文化的话，那么他在《第三次浪潮》中谈到的以短暂、新奇、多样性为特征的未来的时间观念则打破了传统物理学、工业时代和文明时代的时间观念，属于“后喻性”文化。⑤西方社会人们的“同喻的”和“后喻的”时间取向还表现在人们把“赶时髦”、“关注未来”作为自己行动的指南，他们喜欢推陈出新，很少崇拜祖先，更注重年龄而不是经验，其影视作品也以未来取向的科幻电影而闻名于世。
这种时间取向的差异也反映在语言使用上，在中国，“老”的含义是年长的、经验丰富的、受人尊重的，如：老马识途、老当益壮、老成持重、老马嘶风、老骥伏枥……而西方人心目中，old则意味着青春不再，活力不再，怕“老”成了整个社会的心理定势。“old”、“aged”等字眼成为他们避免使用的字眼，而用其他词代替。如：“the mature，the longer living”（生活经历较长的人），“seasoned man”（历练的人），“senior citizens”（资深公民），养老院也成了“an adult community”或“a home for adults”（成人社区）。
共时性与历时性。注重历时性和注重共时性是中国文化和西方文化在时间哲学上的一个典型差异。总的来说，西方思维是一种单向度的线性思维，着重强调事物之间的因果关系，这种着眼于因果关系的思维方式，从文化时间意义上说，是一种历时性的时间观念和意识。这种历时性的时间观念和意识，与西方人重分析和逻辑、强调科学与实证是分不开的。这种起源于二元对立的宇宙观的历时性思维方式是一种单向度的线性思维，相对孤立、单纯，缺乏开放性和整体性，也无法充分解释一些无意识心理活动和过程。因此，心理学大师卡尔·古斯塔夫·荣格（C·G·Jung，1875~1961）在回顾中国古代哲学时指出了共时性和不可名状的“道”这一观念之间的对应，基于对中国“天人合一”和“天人感应”观念的理解提出了“共时性原则”。荣格认为因果联系不过是宇宙中事物普遍联系的一种，此外还有别的联系，他将这类现象称作“相对的共时性”，《易经》的筮法与占问过程正是同时性现象的体现。中国人着眼于整体的、内在结构关系和横向关系的研究，注重自然状态下的规律（所谓“道”也），而西方科学则以实验方法与因果律为主要基础。老子说的“道法自然”就是对中国科学方法和科学精神的最高概括，这种中国式的科学研究和逻辑与流行于西方的因果逻辑是不同的。
中西方时间哲学差异的体现
时间秩序性差异。中国人时间顺序观念较为淡薄，公众场合的时间顺序也常被权势人物打破。这反映了中国重视私人的时间价值，却没有足够尊重公共时间价值的现象。其原因主要在于中国伦理本位文化的特殊性，“中国社会是伦理本位的社会，社会组织从伦理情义出发，人情为重”⑥。所以人们往往在学习、工作、商业活动中枉费大量时间在人情交往和人际关系方面，有了人际交往的铺垫后才会进入实质性阶段；中国人的文章也往往旁征博引后才进入主题。
西方文化的线性思维方式使得西方人的时间观念具有明显的秩序性，凡事讲究先来后到。Robert Levine在《时间地图》一书中曾说：“时间是大自然用来避免事情同时发生的方式。”⑦在西方商业活动和人际交往中，他们往往直奔主题；写文章往往是经过以主题句开篇再进行论证；这种对时间秩序性的重视使排队成为西方社会一道独特的文化风景线。
时间精确性差异。中国人对时间的体悟与月亮圆缺和农事活动联系在一起，周而复始的农业文化缺乏很强的时间观念，对时间的认识大都是模糊和不具体的。儒家“适时”观是这种模糊性的代表，强调无论做什么事情都要讲究“时机”和“时运”，而这种时机也是不确定的。这种模糊的时间概念在汉语口语中也时有体现，如“鸡鸣报晓”、“日上三竿”、“一袋烟的工夫”、“掌灯时分”等用来表示时间。而这种带有强烈主观色彩的时间感知方式跟中国人注重和谐，强调“天人合一“的思维方式是分不开的。
西方文化直线性时间取向使他们将时间被看成一条不断流逝的河流。例如，西方的语言大多数通过复杂的动词变位表示动作发生时间的差异，他们发明了钟表，做事强调对时间的精确安排，预约成为体现美国人时间精确性的一种文化。所以他们常说：“We are slaves to nothing but the clock.”这充分说明了他们对待时间的态度。
单向计时制与多向计时制。霍尔在《超越文化》（Beyond Culture）一书中首次提出“单向计时制”与“多向计时制”的时间概念。“单向计时制认为时间是线性的、某一阶段时间只做一件事”、“多向计时制的特点是同时进行几件事情”。中国人的共时性时间哲学观使得中国文化注重整体和综合性思维，故生活中常有多向制时间取向，而西方人在线性时间哲学影响下倾向于采用单向计时制，特定时间只能完成一件事，非常讲究计划的严谨和周密性。
结语
中西方不同的时间哲学观导致不同文化对时间本质及现象认识的差异，而不同文化语言、社会生活、经济活动等各方面的差异又体现了这种文化深层次的哲学差异。
（作者为泸州医学院外国语学院副教授）
【注释】
①《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3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72年，第91页。
②Edward T. Hall. "Monochronic and Polychromic Time", Larry A Samovar, Richard E, Porter. A Reader. Wadsworth Publishing Company.1982.
③Edward T. Hall. The Silent Language. New York: Anchor Books,1959.
④傅铿：《文化：人类的镜子—西方文化理论导引》，上海人民出版社，1990年，第258～259页
⑤［美］阿尔文·托夫勒：《第三次浪潮》，朱志炎等译，北京：新华出版社，1996年，第111页
⑥梁漱溟：《中国文化要义》，上海人民出版社，2005年，第70页。
⑦Lakoff, G. & Johnson.Metaphors We Live By．Chicago：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198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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