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家形象的感染力以及文化策略不是用组建几个大型的跨国媒介、培训一些孔子学院的学员等方式就能完成的。它更多地依赖潜移默化的方式，以及对这种方式进行宏观把握的战略方针
日前，我途经香港转机飞往台北，决定在机场的书店打发几小时候机的时间。令我吃惊的是，机场里面热销的各类图书中，关于所谓“中共内幕”的书籍，琳琅满目。腐败问题、经济危机、政治内幕、家族人物……竟然分类详尽，自成体系。如果我不了解中国，那么，我不用翻看这些书，只看看这些书的种类和名堂，就已经可以在心中建构一个关于中国的“国家形象”了。尽管很多图书本身未必就是在“污化”中国，但是，这些书籍却共同构造了一种关于中国的“集体想象”——中国，与神秘相伴随，一个需要阐释的国度。
这种“集体想象”蔓延开来的时候，就构成了理解中国的“刻板形象”。按照这个逻辑，国外反华势力针对中国的种种不良说法，之所以赢得人们的信任，常常不是这些说法本身，而是这些说法所蕴含的那个“中国形象”。
所以，在类似西藏的问题上，达赖的“可信”，不是来自达赖，而是来自一个强大的关于中国的国际叙事惯性。换言之，我们不能把西藏问题仅仅解读为一个政治命题，我们还需要从这个问题中看到，全球化的政治环境里文化叙事对一个国家的影响何其重大。
长期以来，我们很注重国内党的形象和政府形象的宣传，总是把“文化宣传”看作是教育自己的人民、宣传党的思想、统一公民认识的策略。在国内政治的整合中，这种手段有效地保障了民族认同感和国家凝聚力的生成和稳定。但是，正是这种手段的国内有效性，使得我们在面对国际政治中不同力量的时候，还是不由自主地采用了这种“宣传”策略，这事实上相对忽略了国际上“国家形象”建构的方式、方法和策略，也就总是免不了最终通过政治外交途径才能赚取别国的夸赞和认同的结果。
在这里，我们应该从“文化宣传”的方式转向“国家形象”的生产方式中来。
“文化宣传”是一种带有明显的意识形态目的和政治要求的权力主张，是在承认双方存在差异、对立和矛盾的前提下，试图通过各种宣传手段，抹杀差异、消除对立和化解矛盾的方式。这种方式在复杂的政治斗争过程中，显示出强大的力量。但是，这种方式的缺点在于，它最终总是试图把差异、对立和矛盾“掩盖”或者“消灭”，从而达到一致性的认识。简言之，这事实上是一种不肯承认差异、对立和矛盾乃是始终存在的现象的文化整合策略，其方法的基本特色就是显示“说服力”。
事实上，在国际环境中，“说服话语”乃是一种政治和外交的语言，不是一种不同国家的人们相互交流沟通的文化语言。相对而言，美国较为成功地在全球推销了其国家形象，政治霸权和民主形象的相互媾和，也造就了很多人对美国价值的认同。他们在其电影、广告、产品的包装、流行音乐、电子产品等等各个方面，渗透其国家形象的文化感染力。这种力量，在暗中感染别的国家的人们，让他们把“美国精神”无意识地当作是“世界精神”——甚至那些激烈地反美国化的人们也常常无意识地落入这个文化陷阱。
简而言之，在非政治领域——商业产品、艺术作品、社会活动、学术交流等等方面，渗透国家形象的感染力，这种文化策略不是用组建几个大型的跨国媒介、培训一些孔子学院的学员等方式就能完成的。作为一种国家形象感染力的创生工程，它更多地依赖潜移默化的方式，以及对这种方式进行宏观把握的战略方针。(作者为南开大学文学院副教授)
